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的视角看,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从自然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公司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出于对国内供给不足的响应,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爆买”马桶盖。我们以往密切关注的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其实已衍生出“结构化”的逻辑,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才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在现实世界,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能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必不可少。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看,政府实施供给侧管理已有成功经验在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区别对待、重点支持,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实行“定向宽松”,结构化运用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第三,从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我国具体国情看,客观上也需要实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结构等方面,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供给,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和隐患,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