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我国以往宏观调控主要采用的是需求侧管理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两者互为表里，同生并存。理论上讲，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既重视供给侧，也要重视需求侧。但就某一个特定阶段而言，由于要素禀赋不一、外部环境条件不一、施政目标不一，宏观经济管理往往需要选择是着重在供给侧发力，还是着重在需求侧发力。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拉动经济增长均主要在投资与出口两个方向上用力，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的。

　　需求侧管理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1998年看，我国率先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看，我国也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复苏，并带动了其他国家经济恢复。到 2014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67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求侧管理对于中国经济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功不可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侧管理的效果及其副作用正日渐明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外需一路下滑，已不能对中国经济形成重要支撑。由于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下行通道，从此前的两位数下降为一位数。进入2015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基本态势不变，各类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如GDP、CPI、PPI等，连续多月低迷。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出现了“四降一升”的状况，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为保持经济稳定，政府先后通过加大投资、降息降准等，试图稳住经济下行的态势，但较之从前，效果日益下降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越发不能承受。进入“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此，仅依靠需求侧管理是不行的。

　　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有三大不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看，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制度。可用公式表示如下：Y=F（L1，L2，C，I1，I2）。

　　其中，Y代表总产出，F是一个函数形式，L1是指劳动力，L2是指土地和自然资源，C是指资本，I1是指创新，I2是指制度。也就是说，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制度五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主要区别是：

　　一个，前提条件不同。一般而言，需求侧管理的前提是完全竞争，即供给一侧已处于良性甚至优质状态之中，因此只需要调整有效需求即可，而供给侧管理的前提是不完全竞争，即供给一侧存在严重问题，如垄断、创新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第二，适用时期不同。一般认为，需求侧管理适用于短期，而供给侧管理关注长期。因此，前者可用于一个经济周期内的调整和相机抉择，而后者则适用于更加长期、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之机。

　　第三，政策工具不同。一般而言，需求侧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工具则是制度变革，即通过放松政府管制、减税、降低福利、国企市场化改革等，培育和释放社会自身活力。

　　必须指出，供给侧管理并不是对需求侧管理的简单替代，而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不同条件下的不同选择。短期而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宏观调控是侧重于供给还是侧重于需求，但长期而言，供给与需求永远都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破解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

　　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创新、制度五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长远来看，这些都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是形成健康良好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

　　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这五大要素都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一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据学界测算，早在2011年前后，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以数量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颓势已现。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已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特征。有研究表明，在未来十年间，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资源消耗过多过快。大量农村土地在转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中，缺乏约束与协调机制，利益天平过多偏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引发社会不满。各类宝贵的自然资源存在着定价机制缺失以及粗放使用现象，造成水、土、气严重污染问题以及资源能源过多过快消耗等问题。三是金融抑制明显，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比如，利率市场化到现在仍然只走了2/3的路程。在金融市场上，国有银行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银行比重过低、大银行占比过大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在资本市场方面，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新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高度不发育，结构性问题十分突出。四是科技教育体制僵化，创新“驱不动”。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格局还未得到根本扭转，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科技人员流动不畅通，创新人才还未充分涌现。五是政府管理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政府是垄断性供给制度的主体。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在供给以改革为取向的系列制度方面已经大大滞后。如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等关键功能上，政府作用远未发挥到位，在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关键领域上，政府主导的改革也不到位。在一些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发展仍然习惯于以“政”代“经”、替代市场。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质量与效果还有待提升。此外，在涉及市场环境与体制机制的其他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待加强。这些都表明，我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距离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还有待努力。

　　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