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给侧改革，近期有价值的一场讨论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中国政府应该在市场失效环节发挥更大作用，但从实践结果看，不见得政府定价能做得更好，例如成品油。经过几轮演变，我们国家成品油定价，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缓冲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价格高频波动的成分，后还是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总之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市场决定价格就是不行的。

　　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我们当前存在很多价格扭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这些价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而现在常常被误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刘世锦（国研中心原副主任）

　　去产能不能只喊口号、下指标，要有切实管用的机制。去产能效果怎么样，从大的方面看，是不是有好的机制，层机制上要有创新，不能用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办法，同时要给地方更大的创新空间。

　　去产能可以采用与碳减排相似的思路和办法，简单来说，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下放到各个省，奖励措施挂钩，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者少减，竞争力差的地方可以多减。这个办法有三个好处，一个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第二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第三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就有去产能的积极性。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提高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可以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成本两方面采取措施，就是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关于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我有几条建议。一个，增加劳动力供给，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有很多非工资的因素，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低工资制度，我们是研究劳动的，我们知道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低效率的部门拥有越来越多的要素，使得要素成本、不管是资本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低效率部门对高效率部门的挤出效应是造成要素成本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构改革就特别重要了。

　　要去产能，关键是让低效部门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用到高效部门去。如果我们去产能的过程中，把这些过剩产能的行业职工都养起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只能说这些产能没有了，但是所释放出来的要素，如果不能用到更加有效的部门，我们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有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用到更有效的部门去。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股市下降的时候，整个资产情况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怎么办？

　　我建议有三点。一个，明确提出稳金融，稳金融是指宏观上的金融，包括资本价格，资本市场整体的股价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机制，要稳住。比如说宣布，如果市盈率降到10倍以下，必须有一个机制，学香港1998年的时候，怎么退出，价格回来以后，基金赚了钱以后，要按香港的方式返还给股民，或者进入社会保障金。

　　第二件事，加快基础性的整顿工作。比如说一些要破产的企业，债务上就要重组，再比如说很多的银行呆账、坏账，在整体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鼓励它赶紧重组。整体的稳定和微观的调整是不矛盾的，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