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中国须全面转向创新驱动 供给侧改革是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论坛致辞中表示，要素投入下降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去，向效率要增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英明决策、高瞻远瞩，是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参加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我是做金融研究的，有机会在实体经济的企业主面前谈一点体会，这次的题目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效能》。大家知道去年末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今年是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也注意到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有明确的解读，但是在各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我想我的体会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效率，如果说过去我们注重在需求侧的调控是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效能。相比而言，效率涉及到的是各经济活动的所谓大和小的关系，对于我们经济发展更具根本性，因此这个事情恐怕我们做起来还是另有困难。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前面讲到供给侧结构性方面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我觉得这几段讲话特别值得我们关注。2015年11月份的讲话中说到合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谈到了一系列与生产力相关的指标，要提高盈利能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全部是这样的一些“率”，我作为经济研究者，我自己的体会是把我们所有的工作放在提高生产率上，是抓经济工作的要点。

　　这个转型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我们经过30几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完成了数量的扩大和规模的扩大。这里有一个统计，现在已经在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我们看到产量上去了，但是这个产量是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获得的。所以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获得这些产量所付出的代价方面时，也就是集中到效率方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事实上并没有因为我们的规模上去了、产量上去了而有所缩小。

　　所以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与发达经济体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认为只有缩短这个距离中国才能真正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而且才能真正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并在全球经济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这里我们想表达的看法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说的是劳动生产率的陷阱。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终会遇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使得产量上不去。下面我们就供给侧指标比较一下我们在这些率上面的差距。一是劳动生产率，中国现在制造业员工的名义工资虽然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5%，但是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效率优势。所以现在有很多中国制造业要转出去回归发达经济体，那就是综合考察的结果。这里有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大家知道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9.8%，相当于日本的21.3%，相当于德国的24.8%，基本上是1/4、1/5的概念，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生产率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是非常不力的，这种地位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我们看在横向方面，中国现阶段制造业还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属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我们虽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从全球眼光来看我们获得的是来料加工型的制造业，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或者我们只是原材料采购和零部件制造实现本土化为主，但是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研发销售网络，中国企业无非只是车间。从纵向来看，在纵向上我们举了一些例子，2015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2522.23亿片，进口液晶显示板28.3亿，两种占进口总额的15.43%。而生产和控制着这样一些产品的国家在纵向分布上居于价值链的高端。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高通公司芯片专利许可费的计算方法以及在产品的价值链的转移方式，2013年我们引以为傲的华为和中兴这些手机产生的利润不到0.5%，现在没有准确数字，我知道提高了但是没有显著提高。

　　第三，品牌差距。我们知道品牌的差距太大了，同样一件东西如果贴上一个好的品牌价值可以翻很多番，所以品牌的销售是国际分工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就指出了这一点，国际知名品牌在全球品牌中所占比例不到3%，但是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品牌太重要了。那么中国有多少品牌呢？先不说有没有国际知名品牌，自主品牌都很少，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额占出口额的比重不足10%，国际知名品牌更是谈不上了，那么这么一个在40%-50%的这么大市场中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第四，投入结构。在中国的工业产值构成中，物质资本投入占总价值的74%，发达国家只占42%，于是这样一个结构的差距就决定了我们增加值变化的趋势。在这种结构下我们看到的是差距，当然也看到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努力减少物质资本的投入。现在有一个计算，如果物质资本投入降低1个百分点，即便工业产值增长率为零，一年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可以增加3000亿。其他不变，只变了这个结构，工业增加值就可以有非常明显的提高，这是多大的差距啊，有百分之几十的差距。从这四方面来看我们明显看出效率差距以及产生这些效率差距的原因。

　　再进一步分析中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觉得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大，也就是说数量扩张的这一条已经逐渐走不通了，我们越来越看到效率的差距、供给侧的差距。我们看传统要素投入，供给侧就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劳动的投入已经下降，2015年是-0.9%，而且年轻劳动人口参与率在下降。就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说，2015年是9.5%，今年大概是8.9%，还在下降，远低于过去30余年的平均26%。

　　我们过去老是抱怨投资太多、投资太多，今年当投资降到个位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投资是个好东西，没有投资哪里有增长呢？效率也在下滑，统计显示劳动生产率2008年到2015年降到8.16%，预计“十三五”期间其他没有变化的话还会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下降，贡献率也在下降，再有一个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在下降，所谓资本产出弹性就是为了取得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几个单位的资本，弹性下降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单位的GDP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这就是效率在下降。

　　所以我们觉得要素投入下降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去，向效率要增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英明决策、高瞻远瞩，是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那我们再就创新等要素分解一下。导致增长因素分为六类，先中国全要素的增长率得益于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这是一个位的，这很显然，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到现在为止总的趋势是把人口、资本、土地这些要素从生产力低的农村、农业转到城里来，转到制造业，转到新兴制造业。如果笼统地说二产和一产的效率差有多少呢？10倍以上。所以这个转移只要是转移能顺利地实现效率就能提高，所以迄今为止我们还是靠的劳动力转移，靠的还是结构性变化。当然，也要指出，我们现在的城镇化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已经在放缓。

　　第二个因素从排位上来看是科技进步。我们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研发机构，在国外也建立了越来越多大量的研发机构，就地使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智力。迄今为止，这还是我们的主要途径，这个途径符合发展经济学的规律，就是像我们这种后发展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主要靠学习。

　　第三是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1995到2001年的时候是0.21，到了2011年到2015的时候已经提到1.48，当然我们现在算这个平均数是0.91，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保持，我们可望科技进步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再一个因素就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提高在这边排第四位。我们也看到人力资本的提高也有了跳跃性的增长，比如1995到2000年人力资本提高是0.16，2011到2015提高是1.39，提高得很快，中国大学生的比例在世界上相当高，近这些年来我们强调了职业技能的培训，我们在这方面也花了非常多的气力，我们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全普及，所有这些都对人力资本提高产生作用。过去多年积累的投资现在已见效果。第五个因素是市场化进程，我们看到市场化进程起起伏伏，并没有明显的趋势，这个含义还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才会使得我们的创新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后，还有一些解释不了的因素，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益、管理经营能力、国外专利的使用和技术购买、资源约束等。但是我们看到它的影响力还是不小的，尤其在2011到2015年，全球危机进入深化阶段的时候，我们面临着国际环境不好、产能过剩日趋严重、库存日趋增加，这种情况下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讲到这里就很清楚，我们企业能做的，就是提高我们的科技水平。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提出一个看法。大家都在说科技进步，我们一定要对科技进步有一个估量，到底我们现在处在科技进步的什么阶段？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依赖科技进步？更深入地说，科技进步有过去的我们还没有用完的，还有现在新的，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哪方面呢？我们引述了一个上个月美国《时代周刊》发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还生活在技术停滞时代，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生活和工业带来的变革远不及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一系列变革，迄今为止，我们享受的还是20世纪的进步进步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