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供给侧改革是关乎每个人的重要课题

　　■在供给侧改革推进过程中，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会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主流，人的能力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会逐渐高于资本。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

　　供给侧的源头，其实是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他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

　　举例说明，如果经济体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以生产出100万元的产品，假设产品能够全部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100万元，100万元的收入产生100万元的需求，正好又对应了100万元的产品，这就是供给创造需求。

　　而进入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兴起，他们认为供给没有完全转化为需求。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为100万元时，消费需求可能只有50万元，另外50万元就要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虽然银行可以利用信贷将沉淀资金借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如果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只有30万元时，社会的总需求就是80万元，企业虽然有100万元的生产能力，但是受需求所限，只能销售80万元的产品。

　　所以，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应该增加政府开支，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通过宏观调控拉动需求，使企业充分生产直至100万元。

　　过去，我们的宏观调控一直是通过不断地投资，拉动需求，保持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下的宏观调控。但是问题在于，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短期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凯恩斯并没有考虑到政府投资的结构性后果，财政开支通常会向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的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所以，凯恩斯主义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这些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会高速增长，而劳动力密集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必然会落在后面，工资的增长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社会的就业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会导致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资本收益和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主要都用于再投资，其结果就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新增的产能，过剩产能就会越来越严重。

　　因此，过剩产能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地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打了个结，导致投资过旺，带来产能的畸形扩张。

　　同时由于投资回报率是递减的，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而且一次比一次刺激强烈。这种经济刺激带来大量的举债，使金融杠杆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的症结。

　　供给侧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恶性循环。它的本质就是降低资本投入的增量，扩大劳动力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量，也就是今天党中央所说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下一轮中国经济靠什么产业来支撑

　　其实，按照国民收入来看，中国结构性经济拐点本来应该发生在2008年。但是，当时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我们被迫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这导致我们一定程度上错过了经济转型的好时机。所以，政府此后为了推进经济转型，进行了多次尝试，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一个个阶段是从2012年到2013年中，以扩张需求为主，延续了过去的需求侧刺激政策，比较突出的就是城镇化改革，通过把农业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创造新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阶段是从2013年中到2014年初，此时在需求端采取了偏紧的态度，收紧流动性，打击虚假贸易。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4年初到现在，中央采取了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降准降息+政策性金融双管齐下。供给侧和需求侧是一个长短期的关系，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短期问题，为经济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改革解决长期问题，调整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具体措施层面上，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过去我们对于过剩行业的扶持和保护挤占了社会资源，阻碍了市场的正常价值流动，使有需求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的上升。如今进行结构调整，必须重视这种挤出效应，因此去产能主要是针对过剩的制造业、去库存针对房地产市场、去杠杆针对地方和企业债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停大量的僵尸企业，主要是那些长期依靠政府输血的国有企业。这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增大，但是只要把原来要输血给僵尸企业的资金，用来促进从业者的重新就业，这个阵痛就长期而言是有价值的。

　　降成本主要通过减税和简政放权来实现。其实中国工业与国际接轨程度很高，主要扭曲在于上游企业，比如电力、电信以及一些生产要素处于高度管制和事实上垄断的行业，由此对工业部门产生负面影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中，只有人力资本是完全放开的，而土地、资本等诸多要素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这种垄断造成的价格扭曲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高于国外同行业，也就因此使得中国制造业难以做到物美价廉，也树立不起工匠精神。所以，中央多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消除价格扭曲”。

　　补短板是要我们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国际经验来看，低收入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导，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以工业为主导，高收入国家经济以服务业为主导。而在从工业为主导进入服务业为主导的过程中，很多国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以前有竞争力的产业都不行了，而下一个阶段的产业还没有形成。所以，下一轮中国经济依靠什么产业来支撑，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供给侧改革对工业的影响

　　先我们要明白，从工业国家向服务业国家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因为制造业不重要，而是因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快于服务业，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成本和占比会自然地不断下降。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的生产力用于生产汽车，另一半用于汽车的周边服务业。一百年后，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只需要不到1%的劳动力去生产汽车，剩余的劳动力都要围绕汽车的周边服务业进行就业，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自然地从工业为主导过渡到服务业为主导。但有个前提是，占比很小的制造业创造了足以支撑庞大服务业的物质财富，这代表着劳动生产率很高的一种状态。所以，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并不意味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而是意味着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制造业要经历一次全面的转型升级。

　　由于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长期渐进的工作，中国制造业也将进入一个改革的新常态，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先是从内需向内供转型。

　　自2008年起，我国的出口受到较大影响，开始重视扩大内需。但是由于国内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品和高质量产品的供应反而不足，大量中产阶层去海外购买奢侈品，甚至连马桶盖都要到国外购买。这些旺盛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国内的生产力，也就不能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所以，在供给侧改革的新常态下，我们要从扩大内需转向扩大内供，大幅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内制造业对本土需求升级的供应能力。只有国内制造业的供给能够有效地匹配内部需求，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完成制造业的升级。

　　其次是从规模化向定制化转型。

　　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它能够增加信息传递的效率，使社会变得更加均质化。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之后，我们突然发现结果正好相反，互联网使得相似价值观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结成一个个社群，并且用一个信息蚕茧将自己包裹起来，不与社群外接触。同时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促使各类新媒体崛起，让每个人接触的传媒都完全不同，而传媒不同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变得越来越割裂。

　　断裂的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个性化，这就是市场4.0。与之对应的，制造企业也必须能够通过数字化工厂增强生产的柔性，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定制化生产，也就是所谓工业4.0。工业4.0的背后，就是市场4.0的兴起，未来中国制造业都必须从规模经济转变为范围经济，以匹配大规模定制化的生产方式。

　　第三是从制造工业向服务工业转型。

　　就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来看，我们绝不能忽视工业互联网强调的关键词：服务化。

　　服务化这个词看起来并不新鲜，但在时下却具有特的意义。如果说社会发展遵循从农业化往工业化再到信息化的模式，那么信息化之后呢？或者这个问题应该变成：各行各业信息化后为了什么？有人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也有人说我们正处在“大互联网时代”。如果能让我给个定义的话，我会定义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服务化”的时代。

　　服务化时代的显著特点就是，一切技术的革新与升级都是为了人类能有更好的体验。医疗行业是这样，金融行业是这样，零售行业是这样，当然，对于制造业甚至整个工业也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