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停留在外部影响或者干扰上，那么这种错误的实践会很快停止。人们通常还是能从错误中学习，吸取经验教训，从而确保下次遇到同样问题时不再犯类似错误。麻烦在于，假如这种对经验的冲击不是出于暂时性的干扰，而是一种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学习什么的就没多大意义了。一个能做的是如何才能展示出符合看得见的手的结果。如果是你，你能想象到该如何做？通常年轻人没有经历那些特殊的时期，肯定缺乏这方面的认识，自然很难想象。别说现在年轻人难以现象，即便当时的人，当时的农民，也很难想象。有时候官僚的想象力远远大于老百姓的想象力。老百姓做实事，偶尔浪漫下，飘在空中的玩意不敢奢望。而有些官僚不是这样，很少务实，一门心思务虚，所以想象力极为丰富。这种想象力的极致表现在，当正常种植的稻田进入成熟期时，一些官僚动员农民把其他田里的稻子移栽到某一块目标田里，这就瞬间实现了高密度高产量的宏愿。同时官僚还找来记者拍摄照片为证。一场完美的田间革命就这么实现了。
可能现在年轻的读者以为我在写一个荒诞剧本。其实不然。我说的是真事。是我父母一辈经历的事情，也是我小时候偶尔在报纸上见到的事情。那会儿在生产队干部家无意中看到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金灿灿的稻田，里面稻子密密麻麻，结实到什么程度呢？上面扔一个小孩，居然都能舒服地躺在上面。小孩子好奇心重，我就问大人了，为什么我们村子里的稻谷都稀稀拉拉的？谁知大人们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小孩子不许乱问！好嘛，问都不能问。你说我当时心理阴影面积多大？直到我上了初中的生物课，自己明白了，那样种稻子是不可能有产量的。但还是不明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是为何？好在那会儿已经改革了，时代开始进步了，大人们也敢说了。于是才明白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些官僚在演戏！有一歌叫《一场游戏一场梦》，戏演完了，幕布落下来，也就意味着梦开始醒来。当然也不能怪那个时候的人们，连一些权威知识分子都深信不疑，何况小老百姓？
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还是觉得意味深长。撇开特定的时代不说。我常常设想，假如不是一个特定的时代，但存在某些官僚，会不会重演这一幕荒诞剧？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有什么样的激励，就可能有相应的行为。也许稻田拍照的事情不会发生了，但类似的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经济学家的思维是这样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来自某种激励，当然不仅人如此，动物也一样。据说驴在推磨时，得前面挂个胡萝卜，这样可以诱使驴一直努力推磨；当胡萝卜的诱惑力下降时，后面就用棍子敲下，驴受到责罚，还得继续努力。这就是所谓的大棒加胡萝卜。把人比作驴肯定不文明，本人也无意如此。只不过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激励导致行为的产生。按照经济学的术语，行为人通常有一个目标函数，面临一些约束条件，在给定这些约束条件下，行为人试图寻求目标大化。假如上级给下级定的目标是亩产一万斤，按常理是肯定做不到的，但完成不了目标，下级就会受到责罚，或者得不到升迁。那怎么办？只能作假，虚报产量。好是拍照，有图有真相。
特定年代有特定年代的故事。现在人们不再相信亩产一万斤的说法了，但如果说某个县宣布，今年GDP增长率必须达到7%，这是上级要求的，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假设某个上级真的这么要求了，而某个县接到了这个目标，但这个县工厂都开工不了，根本达不到这个目标，怎么办？那也得想办法。这种想办法的过程就是很多低水平产业集聚的过程。模仿也好，跟风也好，总归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GDP增长率。而这种经济增长对地方来说，有害无益。大量的资源配置在同质化的产业上，而这些产业门槛又低，产品质量又不高，技术水平一般，无非是低水平重复。看似GDP数量上来了，实际价值创造却是下降的。甚至可以看成是一个价值毁灭过程。但这样的过程不可持续，因为钱投入后无法继续创造新价值，就缺乏后续资金，只能通过银行来获得续命钱，银行出于政策考虑和政企关系，把钱贷出去，但贷款对象没有未来的现金流来偿付，也就会形成不断累积的坏账。结果呢？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坏账总是存在一定的周期性，投资兴起，银行信贷增加，经济增长，然后随时间推移，投资继续，坏账开始累积，又不得不开始清理坏账。坏账清理完了，银行可以轻装上阵，假如过往的思路不变，那么又会开始新一轮的坏账累积之旅。可见，要想彻底清理银行坏账，就得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调整官僚的目标函数，改变激励，从而实现新的行为模式。所以，我期待现在的供给侧改革能够抓住官员目标函数调整这一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