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赵超（左）、熊群力讨论认为，应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提高医疗服务效率、降低成本。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高宏彬（中）说，应围绕以“互联网+”思维推动创业，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与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要让“互联网+”落地生根，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技术、基础设施等支撑，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出台相关标准和监管政策——
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次提出“互联网+”概念，如今一年时间过去，这个加法正被不断细化。分享经济、跨境电商“海外仓”“互联网+政务”“消费金融”等由“互联网+”引申出的新概念，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年来，“互联网+”在实践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展望未来，“互联网+”该怎样“落地生根”？与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一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技术、基础设施等支撑，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出台相关标准和监管政策。
支撑环境需优化
“重庆市黔江区利用‘互联网+农业’推进转型升级，目前已有网店1600多家，但缺乏公共服务来引导统一的区域品牌建设，也没有行业组织指导价格形成，所以‘价格战’现象比较明显。”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黔江区天禹人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理事长张楀表示。
而和成熟的消费互联网相比，“小步快跑”的产业互联网要实现“互联网+”则显得更加复杂。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表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实体经济是基础，工业更是主战场，我国目前85%的工业是制造业。要推进产业互联网，除了做好简单的信息互联互通外，还需要加快数字化技术、电子制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副总裁袁利群则表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与制造业的“互联网+”进程深度融合，“需要发展以龙头企业为纽带的产业金融服务，并为创客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的专业化服务”。
不过，要提高整个社会的“互联网+”水平，还需要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基础设施要先行。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表示，进一步提速降费、扩大网络覆盖面积是推动“互联网+”应用的基础。他建议，“盘活专网闲置资源，支持专网运营单位申请网络接入设施服务、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服务等相关电信牌照，积极引导三大电信运营商向专网开放互联接口，实现跨网互联互通，降低网间结算价格，保证网间通信质量”。
现实中的基础设施短板也要补齐，其中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村物流网络。有数据显示，从县城到农村，一个包裹在全国的平均物流成本超过15元。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副市长黄秀玲就此建议，要加大资金支持，加快完善农村地区快递服务网建设，彻底解决农村电子商务“后一公里”问题。
监管与标准应“齐飞”
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深入，新的应用模式和商业模式也层出不穷。无论是“互联网专车”与“黑车”之争，还是P2P平台的频繁“跑路”，这些问题都折射出监管的空白和标准的缺失。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所言：“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应对这些新的变化，正视技术优势，处理好创新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监管侧，受代表、委员们关注的莫过于互联网金融。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表示：“不可因P2P出现问题，就收紧所有互联网金融业务。防止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真正促进普惠金融、有助于双创的互联网金融领域，要实施适度监管。”他建议，一行三会应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制订相关资质条件，并负责注册把关，严格实行持牌经营。
而在监管方式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晶莹建议，统一立法，制定适用于不同类型市场参与主体的市场规则。“用立法规范P2P网贷经营者的行为，确定其权利义务、负面清单，确立P2P网贷经营者的准入门槛，明确市场监管内容与监管程序。同时要创新监管方法，建立实时动态监测体系。”她笑言，“可以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建立和完善数据分析和风险监测系统，实现对风险的及时发现和预警，监管也要‘互联网+’”。
目前“互联网+”中热门的两项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因为缺乏相关标准，既隐含着潜在的安全风险，也影响着未来企业应用和政府服务间的互联互通。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简勤建议，要制定统一的“物联网”技术标准和系统接口，打破“信息孤岛”，发挥电子政务云和城市物联网的协同化管理效能。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常委吴鸿也提出，要着力建立云计算信任体系，开展针对云服务可用性、安全性、数据保护、可迁移性等关键方面的标准研制和评估认证，增强用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