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互联网与农村社会治理相结合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一些地方的农村也正在将互联网与农村社会治理相结合进行实践探索。
上海：三大平台“一点通”
上海市早在2006年就启动了“为农综合信息服务千村通工程”，对全市所有的乡镇村进行信息化改造，保证每村都能有一个互联网接入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实现了全覆盖。2010年开始由市纪委、农委和财政等部门联合建设三个涉农信息平台（即上海市涉农补贴资金监管平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信息平台和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把全市9个涉农区县、6个中心城区的有关土地流转、资产监管、集体产权等业务流全部转化为信息流，运用信息平台全面提升涉农管理效率和透明度。
为了给农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在全市涉农区县的1391个村都建立了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点，其中融合了电子政务、村务公开、生活服务等多个业务系统，通过提供集成式服务，减少维护费用，方便农民使用，实现了全程“一点通”操作。
遂昌：培育电商厘清政商
2005年，位于浙江西南部的山区县遂昌，有的个体商户开始尝试上网经营竹炭、山茶油、菊米等当地土特产品，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遂昌县政府发现这一苗头后顺势而为，2010年支持成立了遂昌网店协会，并为其提供活动场所，2013年支持建设了淘宝网家县级特色馆，免费为农户及网商提供产品展示及交易服务，帮助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及农村青年就地创业就业。同时，依托“麦特龙分销平台”为农民电商提供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统一采购、统一仓储、统一包装、统一物流等，网商只负责销售，这样做到了零库存、零风险、低门槛创业。
在行政村建设电子商务服务站，通过合同采购、以奖代补形式，向企业购买“赶街”服务，整合商业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经营性和公益性边界的融合机制，整合供销社、邮政、电信、银行等相关业务，打造农村公共服务“超市”。
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属于武陵山区，是典型的山区县，交通不便，农民到乡镇或县城政府部门办事路途远、耗时长、成本高，是当地村民的一块心病。2013年3月开始，巴东县将“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项目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一开始主要是依托既有的村委会办公楼等设施，设立“农民办事不出村”信息化系统受理窗口和办事大厅，打造涉农公共服务办理场所。通过村里的电脑接入终端，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跑路”，力求做到“证件村里办、信息村里查、补贴村里领、矛盾村里调”。
截至2015年年底，巴东已在260个村建成这一项目，26个部门100个审批服务事项授权村级受理，累计办结行政审批事项3.67万件，使42万农民群众从中受益。同时，这一项目的外延也在扩大，农民自家产的白皮大蒜、腊猪蹄、土鸡蛋等也可以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找销路。
铜关：“连接，为乡村”
贵州省黎平县铜关村位于黔东南，由4个自然寨组成，共有居民460户1863人，侗族占93%。侗族大歌是侗族三大宝之一，2006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乡村空心化、文化传承丧失主体日渐凋敝，亲情关系因疏于联络日渐破碎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民生活困苦、发展无路。针对这一情况，腾讯提出了“连接，为乡村”的理念，尝试利用移动互联网发掘乡村价值，以“互联网+”乡村的模式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从2014年开始为铜关村做了“五个一”：一是建造了一组占地46亩、建筑面积5600平方米的“铜关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二是为铜关村设计了一套VI和智慧旅游服务方案；三是为铜关村设计了一套微信智慧村庄运营平台；四是为铜关村的土特产提供了包装设计打品牌；五是为村民设计一栋25万元拎包入住的农家乐。
在此基础上，通过移动互联网工具包，用社交工具实现情感连接、信息连接，引导村庄申请人和村委会成员学习并掌握以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功能和基本的运营技巧，高频、高质地实现村里外出和留守成员的信息和情感沟通，高效、透明地实现村务管理、活动组织、通知下达、舆情上传等基层工作的互联网化呈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方式对于外出务工和留守人员情感沟通、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正在不断凸显。
以上四个案例，从不同角度对于“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进行的探索，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破解新形势下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有益实践。这启示我们，在推进“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基础先行。只有建设好农村信息化“高速路”，相关涉农信息平台系统及终端才能“高速运行”。二是因地制宜。遂昌探索的“不离开农村，不脱离农业”的创业之路，是农村社会治理及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创新与突破。三是协同服务。“互联网+”为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实现信息交互、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构建了一条虚拟之路，为突破传统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四是以人为本。“互联网+”农村社会治理的所有实践都必须以为民便民富民为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