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学派出现之前，西方较多地奉行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ism），即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过财政扩张和货币宽松“一抓就灵”的需求管理，由于可在短期内迎合选民，因此屡受西方政府的垂青。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经济发展停滞，同时伴随着显著的通货膨胀），在“流动性陷阱”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面临难以破解的现实困局。
在这样的情势下，供给学派经济学应运而生，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拉弗、万尼斯基等人。“供给侧”一词源起于英文“Supply Side”。“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以此命名。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的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不同，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经济“滞胀”的局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西方高税率、高福利的政策下，个人和企业都欠缺工作与生产热情，从而导致社会商品的供应不足；此时，再辅以西方政府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人为的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手段，必然导致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是应该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的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创需求”的著名论断。“供给自创需求”暗含了这样内涵，即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有效的，企业家就会足够地理性，而不会创造“无效的供给”（过剩的产能）。以此为基础，供给学派经济学形成了若干政策主张——例如，信奉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减税以刺激投资、增加供给；反对高福利，重视提高人力资本；控制货币、反对通胀。
供给学派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1979年上台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私有化和减少社会福利；1980年开始执政的美国里根政府，更是大规模的将供给学派的减税、消减财政开支、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控货币供应量等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这些政策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提升了英、美的经济活力。
四、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政策实践的缺憾
从实践来看，由于大规模减税，导致里根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膨胀；大企业和富人从减税计划中受益更多，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拉大；监管的放松促使金融业日益膨胀，过度创新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五、中国经济的困局与破局
就在国内消费购买力大量外溢的同时，国内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46个月负增长，10月PPI依然为-5.9%；11月制造业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49.6%，低于50为荣枯分水线，为一年来低（见图1），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但必须看到，第三产业的所占份额逐年提高，到2014年，已经达48%。一个、第二产业所占份额，逐渐让位于第三产业的崛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从近公布的PMI指数细分来看，11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制造业PMI分别为53.1%、51.6%和53.4%，继续保持扩张态势。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制造业等行业PMI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水平，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11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6%，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继续保持景气扩张态势，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
六、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是政府管制过多，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为刺激而放松的银根导致社会资金膨胀推高了资产的价格；一方面低端供给过剩，另一方面高端供给不足，人们为了一次优质称心的体检，甚至可以远渡重洋。
中国经济要从传统的困局中走出来，就必须从有别以往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的现状。而这个视角就是有别于以往需求管理的供给侧改革。
从西方供给学派的改革实践看，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若干弊端。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在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是供给与需求两端的同时发力、“两手抓”—— 一方面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出清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升竞争力、释放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仍然通过一带一路，以及房地产松绑等，扩大需求，有效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目前就是在需求端“稳存量”前提下，与时间赛跑，通过供给端的创新，寻求新的增量。
从需求端看，先，投资拉动作用依然不能忽视，高速公路、铁路基建、房地产等还是当下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不能一提新兴领域就将传统经济增长弃之如敝履。政府当前准备设立的住宅银行，就是一项惠及民生又拉动经济的好抓手，通过低利率刺激需求；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将库存过大的商品房，转化为廉租房。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4.8%，比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因此在这一领域仍然可以作为。其次，通过债务置换，使地方债仍具有一定的空间，当然不能再允许流向诸如“鬼城”的建设，而应导向新兴领域。这对于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应直接对接具体的项目和企业，以避免寻租和资源配置的二次扭曲。从长远来看，政府应当退出这种经济干预的方式。第三，通过公共支出改善医疗、教育和福利，降低居民的预防性支出的预期，为消费提供新的动力。第四，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即将设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信贷支持，大力扶持高铁、核电、船舶等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同时可以将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导向境外需求方。
在稳定需求端的同时，积极开展供给端的改革。先是压缩过剩产能，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这其中的关键，是切忌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实行企业的兼并，以往那种“拉郎配”式的以行政干预的手段，让一个优质企业在承担债务和人员的前提下兼并僵尸企业的做法，只能使优质企业在市场的逆淘汰中也逐步成为僵尸企业。兼并重组必须基于市场化的原则，行政干预只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用一个错配和低效，取代另一个错配和低效。其次，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充分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从兼并重组中避免行政干预出发，政府应实行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管理。第三，有针对性的实施减税。减税的对象应立足于有利民生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第四，尽快在各分类行业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高效、透明，充分激活国有企业的潜力。从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国退民进”政策实践来看，其利远大于弊。第五，进一步落实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完善刚性退市制度，坚决杜绝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资源错配方式保留僵尸企业，从而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与证券市场存在一定的背离现象，即经济景气趋好的时候，证券市场却连续多年走熊；而当经济下行或周边环境不利之时，在政策的干预之下，市场却会产生脉冲式的牛市行情。这说明证券市场的定位，仍然偏重于维稳、解困等社会功能，从而弱化了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功能。我们应当认识到，在资产证券化率日益提高的当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有效性正日趋弱化；继续强化市场的社会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有使政府被市场“绑架”之虞。可以这么说，当资本市场成为经济“晴雨表”之日，也就是其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之时。在为银行存款保险划出50万红线之后，我们相信证券市场的出清，社会功能逐步让位于经济功能也可以有明确的预期。对于投资人来说，则应当调整预期、管控风险。第六，供给侧改革重视的市场导向下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因此在教育层面，应当推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改革，使这一智力要素为丰富的领域，在市场化中自动对接社会需求；同时，政策面应当鼓励社会资本进一步深入适应当前经济转型的教育培训领域，从而在智力层面提升适应新经济的人力资本要素的竞争力。
另外，无论对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来说，由于之前需求管理下强势政府形成的路径依赖，政府部门在经济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简政放权不是不作为，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政府部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惰政的负面效应，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总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在汲取西方供给学派合理成分基础上的一次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相对于注重短期效果的需求管理，供应侧改革大概率地将在经济L型的筑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逐步蜕变。对管理层而言，这更需“功成不必在我”的政治家的勇气。对于经济在转型中的波折，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政策，一方面既要保有需求端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要实行供给端的革命。这就注定其中有一些是权宜之计，而有一些则是绵绵用力、功在久远的方向性举措。因此，政策的平衡和拿捏的火候，需要高度的敏感度和博弈技巧，这其中就涉及社会心理预期的管理和引导。
涅槃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欲火重生之后奠定的则必定是中国经济“再活五百年”的繁荣。对中国经济的传统产业来说，来到的是山穷水复的末路；而对中国经济的新兴产业而言，推开的则是柳暗花明的希望之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是一个坏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