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其实，结构调整讲了好多年，大家都赞同。没想到用“供给侧”这个舶来词概括，竟然引发了近年被批臭的新自由主义沉渣泛起，出现了两种不同指导理论的解读，反映了两条改革道路的斗争深化。在一些权威专家西化解读的语境下，这场改革会不会危及大批国企的生存权乃至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不堪命运？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所疑惑和担忧的！
话语权很重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划清界限，是正确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前提。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外乎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有机结合，从出发点到举措都是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但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却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政策主张上照搬里根和撒切尔改革的那一套，笃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通过推动国企私有化，以及减税、降低劳动者收入等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设计，来满足资本利益诉求，企图刺激私人企业增加有效供给和平衡政府预算。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早就被历史宣告失败，也根本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合理调整，演绎成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体制改革，引发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
2008年以来，从发达国家殃及全球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推行私有化、松弛市场管制、弱化金融监管，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恶果。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治理范式被抛弃，凯恩斯主义复归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成为大势。欧美国家普遍推出空前力度的金融救助和财政刺激计划，全面恢复和加强金融监管，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空前加强。美国政府还加快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抓紧实施新能源计划和“再工业化”战略，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和干预超过了二战以来任何时期。与此同时，重新加快国有化步伐，国有经济即国家垄断资本获得了明显发展，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难道这些个事实，我国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视而不见吗？新自由主义腐臭的牙慧，在有些人那里就是那么香，即便闻起来臭，换个改革包装，也得让社会主义的中国受用。
值得注意的是，两会前赫赫有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而媒体报道可见，参加会议的政府高官和权威学者们竟然异口同声，几乎都在用西方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解读和设计“供给侧改革”。有权威大师全然不顾习总反复阐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明确宣示：“供给侧改革应是体制改革”，不是“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他认为“供给侧改革”是通过改革为市场化扫除“体制机制障碍”，而政府调结构就是“走老路”，并指责这一段时期已经“出现了改革空转现象”。其“司马昭之心”露之难掩，无非是要用“供给侧改革”的葫芦，卖完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药！也有政府高官参会，指责劳动合同法只保护劳动者，没有保护企业利益，认为这些年劳动者工资增长过快，降低了企业主的投资意愿，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体现劳资双方平衡。还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专家，把供给与需求对立起来，说从需求侧的角度“这么多年来始终把它看成是和谐社会的需求和福利，没有把它看成是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斥责现在的社保、劳动法，都是“民粹主义”的产物，所以供给侧改革就要改社保，改劳动法，“制定什么样的社会政策，社会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政策，而不是完全跟着需求走”，“否则就没头了”。明眼人都清楚，全是里根、撒切尔“劫贫济富”的那一套，这符合习总讲的“共享发展”理念吗？这体现的是“看齐意识”吗？背道而驰之结果，恐怕不是什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只能是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让“十三五”全面小康目标落空。
联想近一个时期舆论造势，一些权威专家说“供给侧改革”重点就是清理“僵尸国企”，要冲破阻力，不要怕大批工人失业，那是改革必须的代价。一些著名媒体又开始盛传以“消灭国企论”著名的某经济学教授“没有国企，中国将更加美好”的论调，还有他《中国急需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大作，提出“要全民反省，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厘清公有与私有、人治与法治的迷思，告诉国民为什么要减少国有、破除国企垄断？为什么要减少人治、坚定地实行宪政与法治？”更有甚者，在中国著名的某大学法学院竟组织公开访谈，让一些头面人物叫嚣：只要几年“中国经济垮了”，就要让“没有兑现承诺的党下台”。这些都是偶然的吗？政治与经济总是交相呼应。
善良的人，还是头脑复杂些好，莫让这股势力给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