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有效供给不足，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问题。供给不能适应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消费需求的新变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而我们的生产和服务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势必产生现在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所产生的库存和过剩问题。
对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个重要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毫无疑问，这五方面问题都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决，但不能误以为这些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改革是要解决长期问题，解决短期问题不能算作改革。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讲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有三个：一是解决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意味着改革还是要推动发展。至于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在服从于这三大目标的改革中去解决。单纯军事观点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而且难以有效实现目标。可行并且有效的路径是用发展的办法去库存去产能。原因是过剩的产能和库存并不都是无用的。在发展中不仅要去产能去库存，还要不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和库存。而且“补短板”更多的是补发展的短板。按此要求来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目标。
在改革中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
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解释是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方面的供给推动力消退，因此需求的拉动力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力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不能就此以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在需求侧，从而轻视供给侧的动力。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不仅有需求要素，也有供给要素。在需求拉动没有充分的力量阻止经济下行的压力，不能忽视在供给侧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影响实际增长率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除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外，还有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要素。现阶段消退的供给侧的推动力只是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
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以开发，如创新驱动、结构调整，提高效率等。相比需求的拉动力，供给侧的推动力更为长期。供给侧的这些动力可以归结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提出。他发现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其中的差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又称广义技术进步。涉及投入要素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规模效益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制度创新，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突出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先是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长期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所产生的过剩产能和库存就反映要素配置的扭曲。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完善市场机制就显得更为重要。其次是增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依靠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国目前的生产环节大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也就是处于附加值低的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的低端环节，需要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转移出低端进入中高端。第三，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尤其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
在改革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针对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缺，供给侧改革是要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行供给体系的主要问题是停留在低收入阶段，表现为：一个，处于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品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低。第二，低收入阶段形成的存量结构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第三，低收入阶段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消费者对供给品的质量、安全和卫生的需求，不能提供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提升供给的能力和结构。
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档次。这不仅需要构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更要形成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二是推动结构调整和优化。既要加大力度调整存量结构，腾出被无效和过剩产能占用的资源，还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补市场供给的“短板”。三是建立精细化的管理体制和文化，相当部分国产品能生产但质量欠缺，根子在管理体制不精细和“马马虎虎”的企业文化。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精细文化，培育“工匠精神”。与此同时，在人才供给结构上，不能只是瞄准高精尖科技人才，需要重视高级技工和应用性高端人才的培养和供给。四是规范市场秩序。一方面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乱市”用重典，另一方面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这些方面的体制形成，就可以引导企业更多地采取技术革新和产品质量的竞争方式，生产更新、更好的产品并提供更新、更好的服务。
明确了上述供给体系的改革目标也就可明确当前的“去产能、去库存”的路径。去产能和去库存也就是在供给侧的市场出清。从长远来说，需要通过改革以新的体制和发展方式保证不再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和库存。而近期需要消化现有的过剩产能和库存。消化这些供给侧的产能和库存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这就是说供给侧的问题不排斥需求侧采取扩大需求的方式。可行的路径包括在 “一带一路”上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打开扩大国际贸易的新通道。“去库存”，在需求侧，主要是在发展中创造需求，如城市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环境治理工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允许农民进城买房等。供给侧则需要根据需求对库存进行调整，使之适销对路。因此就提出能否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去产能和库存的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一面镜子，就像去房地产库存的加杠杆不能加到产生次贷危机。但也不能的否认有限度的信贷杠杆对去库存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为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而加一部分杠杆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是精准并且有限度。
在改革中释放企业活力
尽管我国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不是源于美国里根时代的供给经济学，但是既然是谈供给侧就有供给侧的经济学问题。一般说来，需求侧的经济学关注的是选择问题：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流向，进入哪个地区，哪个行业，哪个企业，由充分竞争的市场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对企业产生外部压力。供给侧的经济学则关注激励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在信息经济学中也要求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建立激励性体制，克服影响供给质量和效率的道德风险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从机制上克服劣币驱逐良币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各个方面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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