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的两会上，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发言，要求按照7分钟1400字来准备发言稿，因为不能超时，我煞费苦心地形成了一个文稿。发言以后，有很多朋友给我鼓励，说能够用1400字把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大致勾画出来很不易。
广州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点是什么？
贾康：国家的高决策层明确提出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上的新思维。
需求和供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的目的是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我们比较成熟的调控方式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收紧或放松银根的调控方式来对总需求产生刺激或者抑制作用。我们在理论和经验上都长期忽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改革迫切性：
政府无法回避供给管理
广州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显得如此迫切？
贾康：需求是人的原生动力，但关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创新其实都发生在供给侧，例如在全球化时代，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品创新，可以很快在中国引起购买热潮。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出于对于国内供给品的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
我们认为，一个，在世界经济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条件下，政府不得不处理引导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国外政府实施供给侧管理与改革也有先例。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汽车注资。走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中的决定性的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直在努力，以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结构化应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不遗余力，政府无法回避供给管理。
第三，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国情有客观需要，必须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我们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必须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我们要更深刻地认识供给侧的问题。
广州日报：目前经济学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有不同理解，对此你怎么看？
贾康：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但我们还是要亮出自己的观点，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新概念，而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供给侧不否定需求侧的作用，也非简单照搬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改革思路，而是借鉴中外的系统工程。它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
谈改革建议：
以科技提供一个生产力
广州日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贾康：我认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中国当下已步入“新常态”，“新”已明朗但“常”未实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中国经济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间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的支撑力，但其后却要转向衰竭。
前些年，低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支持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形成了物质利益驱动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我国民间资本十分雄厚。
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标志着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之后，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前三项都出现了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
广州日报：对于具体的政府路径设计，你的建议是什么？
贾康：为了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这就是要以科技提供一个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大红利。
我们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这就包括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在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