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通过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但目前体制成本在快速降低后再次回升。]
在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供给侧”改革成为讨论的热点。
3月19日在“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会场，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供给侧改革的看法，以及当下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难题，并对未来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建言。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未来10年重大的改革都将在供给侧，尤其是在中国。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则表示，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供给侧改革或者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改革需要降低体制成本，否则即使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关键要素不到位，反应就会非常慢。
去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之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供给侧改革或者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李扬表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作用。李扬认为，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
不过，在他看来，迄今为止我们市场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市场主体还不能够非常积极有效地去从事生产，经济生活中政府作用太强。
周其仁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我国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壁垒。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亟须降低体制成本。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通过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但目前体制成本在快速降低后再次回升。体制成本，主要是指法定成本、法定经营成本、市场主体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市场对关键要素的获得成本等。
比如说，过去高速发展中，收税增长比工资总额增长快。尽管经济增速下行中很多市场成本都在下降，但体制成本如果不降的话，或许“很多企业没有等到市场成本降到它能够支撑下去的水平，就撑不住了”。
更为重要的是，调整体制成本会牵扯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因此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长远来看，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失衡的根源。
周其仁也谈到，当下很多不当的价格机制，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成本太高。以医疗服务行业为例，要动员更多医疗服务资源增加供给，不是仅仅增加医院就够了，还要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增加医疗服务。
除此之外，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关键要素的获得成本还是过高。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仅仅用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够的，光有购买力而没有土地拨过来，就会发生尴尬的局面。”
他说此前在深圳调研，发现在房价疯狂上涨的同时，大量土地却没有好好利用，“那些空置的厂房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增加住宅的供给?”
“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即使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关键要素不到位，反应就会非常慢。”周其仁说。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必须看到的是很多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比如服务业也得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可能建立公司现在也更容易了，小微企业也更容易存活。但是有一些外部的需求是没法控制的，这不是中国的责任，但会从某种程度上拖慢中国的经济。”他说，从这个角度而言，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密不可分。
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投资，因为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投资不够，不管是公共和私营领域，包括对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不光是基础设施方面，还有人力资源、研究、知识、技术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看我们能如何解决问题。具体而言，劳动力总量不可能增长了，能够调整的就是劳动参与率，这是一个着眼点。第二，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他认为，未来人口领域还有改善的余地。第三，加大教育和培训，培育人力资本。第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全要素生产率。“过去我们强调比较多的是新型城镇化在需求侧的作用，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在供给侧可能显得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