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只要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补短板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适当扩大财政赤字是可行的措施，在必要情况下赤字率可突破3%。“上海，包括全国都要降低制度性成本，如设立自贸区‘负面清单’并简政放权。”他指出，降成本和补短板双管齐下才能拉动有效投资增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也对当前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表示了肯定，他提出，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被纳入结构性改革之中，因为财政政策既有经济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是宏观经济政策又是社会政策。他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在收入方面的表现形式为减税，当前可通过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自然性减税、税制改革和政策性税收优惠三种方式实现。
“此外，扩大公共消费也是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刘尚希指出，扩大公共消费可通过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推动产业走向高端，同时短期可扩大需求，而长期又可改善供给。“财政政策既可解决短期的问题，又可增加长期的后劲，所谓‘鱼和熊掌可兼得’。”
“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发展已进入‘新常态’阶段，在此阶段区域性和整体性同时被强化。”刘尚希还强调，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区域性分化非常明显，同时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满足区域性要求，不能一刀切。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大任务。”对于上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指出，发展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两个国家战略都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还表示，上海需要及时对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特别是对自贸区体制机制创新和法制创新工作的总结。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中国经济当前遇到的问题除了是外部性和周期问题，更是内部结构性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要素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并且需求结构也转向了以服务为主。”他认为，要素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越来越过剩，而一部分服务业需要发展却没有供给的原因。
祝宝良表示，若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做好“三去一降一补”是关键。“我理解去杠杆是要去掉企业的杠杆，但要适度增加政府的杠杆，同时通过股票、资本市场增加居民的杠杆。一要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二要补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转换方面的短板，三要补上服务业有效供给无法跟上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