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紧迫任务”，实际上就是养老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
有两组数字可以真实地表明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紧迫性：一方面，养老产业需求巨大。根据民政部《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1242万，占总人口的15．5％，其中65岁以上人口13755万，占总人口的10．1％，老龄化较上年增长0．6％。但到2014年末，全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94110个，各类养老床位577．8万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27．2张，相比较发达国家的千名老人平均50张养老床位，我国的养老床位供给明显不足。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预测，2014－2050年我国老年消费需求将从4万亿元左右增加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从8％左右增长到33％左右。这些数字说明，未来银发经济将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不可否认，老龄化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高龄化老人快速增加、失能老人持续增加、老年群体养老刚性需求持续增长等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业的显著特征，养老服务业中的生活照护、医疗健康、精神文化等服务，在未来很长时期内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却普遍存在“吃不饱”的现象，盈余者寥寥，运营压力较大。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被访的257家养老机构中，养老服务床位空置率高达48％。其中48．1％的养老院收支基本持平，32．5％亏损，仅有19．4％稍有盈余。民办养老机构生存尤为困难，用降价换入住率的方式普遍存在，高端养老机构尚未摆脱高投入带来的运营压力。同时，相对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发展缓慢，现阶段提供的保障性居家养老服务利用率只有5％到10％。
消费需求巨大，而市场却不能提供有效供给，这种养老产业需求侧与供给侧失衡的状态，与我国其他一些产业现存的问题完全一致。养老产业市场供给侧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市场供给类型与需求脱轨，养老产业的高投入、低效益、单要素驱动模式等现状，阻碍了老龄产业红利的进一步释放，老龄产业有效供给与潜在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
具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养老产业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个，许多养老机构服务层次较低，养老产业结构单一，供给产品缺乏多样性。尤其是一些民办养老机构，只能提供简单的食宿，服务品种尚不丰富，缺乏护理、医疗、康复、保健、文体娱乐等综合化服务。养老服务始终在低层次徘徊，不能形成完善的产业。第二，养老产品链发展滞后，相关制造商、供应商培育滞后、产品孵化能力不强。第三，养老产业投资主体单一。长期以来，养老服务设施大部分靠政府财政支出，来自社会、民间团体投资的养老服务机构太少。虽然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但从取向上看，优惠政策过于强调福利性和公益性，民办养老服务业的用地、融资、用人、运营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支撑，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产业空有积极性，但实效并不显著。第四，养老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呈现出“城乡二元化”“区域差异化”的特性。公办、民办、城乡之间养老机构“冰火两重天”。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较城镇更为明显，但养老服务水平却更低，两极化发展问题日益突出。
由此，推动养老服务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其着力点的选择，先，如辜胜阻所说，“科学界定政府、家庭、市场三者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职能边界”。同时，改善投资环境，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由于现行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缺陷导致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供给的经济动力不足，大政府、小社会、弱市场的格局阻碍了老年福利的提升。因此，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改善养老产业投资环境，放宽社会资本准入条件，形成宽进严管的制度规范，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群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在完善养老扶持优惠政策方面，政府应逐步提高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同时，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公益慈善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参与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管理。不断加大对养老机构在医疗服务、医疗健康保险、税费优惠、补贴支持等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