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与其他经济指标的表现，折射出当前我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及其困境。与经济长期增长“转轨换挡”和景气周期波动叠加形成的总量问题相比，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更还在于结构方面，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产业链，而地产业又出现了多重复杂原因造成的价格泡沫与扭曲，这种泡沫扭曲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地方债务问题、银行信贷机制政策、个人财富结构及其投资与消费行为等问题交织，反过来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形成制约，一旦政策操作不当，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从产出角度来看，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与新经济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民间投资主体的创造与造新活力，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尤其具有现实与长远的重要意义。
如何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自发原创活力，寻找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复苏与增长质量提升前景，笔者认为需要着重解决与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持续推进解决向民间资本扩大市场开放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市场准入的优先开放对象是国有资本，时至今日，众多领域依旧对民间资本设置了有形与无形的门槛，民间资本在市场竞争中并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国民待遇”。垄断导致了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抑制了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
回顾历史，我国先开放的行业是纺织业，100年以来，即便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催逼之下被迫进行的开放，纺织业还是很快成为我国一个可以与列强竞争的民族支柱产业。30多年以前，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先开放的行业是民用方向的家电、轻工制造、商业零售等一般加工制造与服务性行业，恰恰也是这些行业成为如今具竞争力的行业，奠定了我国作为全球性制造大国的国际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反倒是那些一直受到政策保护没有实现充分竞争的行业，一直无法真正成熟。
本世纪以来的近十数年，互联网行业自开始就没有设置国资与民资的歧视性准入门槛，国资与民资同台进行竞争，虽然也有许多强大的国资背景的互联网公司参与竞争，但终成功胜出的几乎都是民资企业。众多民营的分类服务与信息公司如在线与移动视频、互联网移动支付、旅游商贸在线服务、网络社交、互联网众筹、分类数据服务以及衍生的各类线下与线上服务如物流服务业的发展等等，在极大地方便人们工作与生活的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商业业态与市场秩序发生着深刻变革。可以说，互联网重塑了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契约精神，民营资本在推动互联网建设方面的贡献巨大而无可替代，甚至可以说是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业态重塑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其中，对投资、消费行为的变革创新，以及对市场秩序与制度的重构与优化，所释放出的巨大创造与创新活力，在市场经济体系与当代商业文明的建设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与激发市场原发动力，需要正确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市场理论提示人们应当尊重市场规律，相信“市场先生”，但同时也需要应对“市场失灵”，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同时政府还需要提供公平、公正的交易制度、市场秩序等公共供给，这一基本理论相信没有谁能够否认。但是，该怎样判断市场是否失灵，如何应对市场失灵，以及如何把握政府干预的度，做到对市场失灵既不撒手不管，也不干预过度，恐怕这才是政府施为需要审慎面对的难点所在。
而在我国，基于历史渊源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基于政府与市场深度耦合的客观现实，供给侧改革、有效保障市场创造、新创热情与活力，同时就要求政府职责努力优化服务供给，提升自身的层设计能力、宏观调控能力、顺应趋势潮流正确与有效引导市场方向的能力、前瞻性的基础服务保障能力、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敏锐保持正确的辨识力与提供有效政策供给的能力等等，而“不犯重大颠覆性错误”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之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当前而言，放松管制、优化市场干预行为、提高政策解决问题的前瞻性与精准度，同时进行提供保护市场创新与公平竞争秩序的各项优质的监管制度，是对政府“有形之手”干预经济、提供公共物品与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切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