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有多远，供给侧改革就能走多远

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的竞争，是国家之间在制度供给能力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国家灵敏度即反馈能力上。制度竞争看不见、摸不着，并且愈来愈激烈，谁的制度好，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就会流向那里。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发展动力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创造性破坏时期”。在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因此，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有利于创新思想涌现的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活动得到鼓励、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这是对供给侧改革本质深刻的诠释。供给侧改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要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政府要通过对于行政管制的放松激发市场活力，完善发挥市场作用，促进创新，从而使供需双方由不相匹配走向重新适应。供给侧改革既不是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是走自由化、彻底私有化的“歪路”。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为要符合市场规则，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来干预市场，而不是完全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这方面，新型研发机构的经验值得借鉴。


新型研发机构以多主体的方式投资、多样化的模式组建、企业化的机制运作，与传统科研机构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研发机构从诞生开始就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目标和研发导向，形成了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创新创业创富一体化、研究开发产业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创新机制。这种建立在市场化机制上的创新机制实现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的紧密融合，突破了传统创新链条各个环节立性强，容易“断链”的弊端，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也很好地回答了在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由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不到20年，就已经累计孵化企业1500多家，培育上市公司超过18家。这是传统科研机构很难想象的成就。

新型研发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共性技术的供给问题。但在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上，仅仅靠研发组织的创新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改革原有的扶持机制，搞揭榜挂帅，并开放市场进行试点应用，以现场应用效果说话，挑出真正能经得起科学实验、经得起产业化试点的技术创新。一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可以造就一个巨大的产业，一个巨大的公司，大到甚至可以制定行业政策制定行业规则。实体经济有了新方向、新产业，才能为去产能、调整结构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供给侧改革才能行之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