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国内和国际政策密切相关？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已经知道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供给因素是劳动分工，这种分工不仅包括国内分工，也包括国际分工。
中国近正力推国际产能合作政策。这项政策的特色，用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NDRC）顾大伟的话来说就是，“产能合作不仅意味着成品的出口，还意味着通过转移整个产业链，帮助其他国家加强它们的制造能力”。这并不是一项短期政策，它从经济上根植于中国对全球化新进程的不断参与。这项政策尤其适用于制造业，因为中国在电力生产、运输和建筑等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均保持优势。
作为“国际生产合作”的一种形式，中国企业单或通过与其他国家企业合作的方式承接特定主办国的制造项目，例如目前为准备2016年巴西奥运会而开展的铁路建造项目或在哈萨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建造项目。在这种合作的替换/补充变体中，中国企业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合作在第三方国家开展运营活动，例如目前中国企业正在与法国企业合作在其他市场开展电力生产项目。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它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解读推动全球化的总体力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才能得以充分理解。
自二战以来，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量表明了全球经济形势正在不断变化和加深。初，全球化主要是在贸易领域，随后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FDI）。但是现在，全球集成供应链的创造正在溢入国际生产合作中，而且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不断加强。
推动全球化发展根本的力量是劳动分工的强大制造优势，这种分工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劳动分工并不是一个新的过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个章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现代经济统计数据证实，亚当?斯密二百多年前的分析仍然有效。每一项主要的事实研究都证明了一个经济体对贸易的开放性与其经济增长的迅速性之间的积极关联。劳动分工反映在术语中就是“中间产品”，即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的投入。日益增长的国内分工是生产中增长快的部分。
虽然亚当?斯密认知到这一过程，但是它的规模自然已经被大大地扩展了。布莱兹内茨（Breznitz）和莫弗利（Murphree）在对全球化的出色研究《红皇后的奔跑》（Run of the Red Queen）中准确地描述了全球化的新阶段：“在近几十年中，全球已经目睹了生产性活动碎片化（也称分解、分拆或模块化）的大规模加速增长。这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再也不是由位于某个国家的垂直整合层级制公司来组织。企业越来越多地把它们的活动分解为立的小模块，并且进行外包或者离岸处理。这种碎片化的过程已经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促使不同的区域专门从事特定产业的特定生产阶段。”中国对“产能合作”的强调就涉及了这一过程。
全球化正在继续沿着经济理论中预测的曲线发展，国际劳动分工不断增长。在制造业中，国际劳动分工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发现在一辆标准的“美国汽车”中，仅有37%的价值来自美国。在其余价值中，30%来自韩国，18%来自日本，8%来自德国，4%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因此，非美国经济体为一辆“美国”汽车贡献了63%的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携手国际领先公司为国际化生产的零件供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比亚迪的电池和万向集团的汽车零件。其他国家出于政策原因和创造就业岗位的需要，与这些中国企业在其国内开展生产合作。
但是在许多经济领域，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棘手，因为由于一些无法克服的技术原因或巨大的成本效益，生产过程的不同部分必须位于同一地点，或者彼此接近。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领域。例如，一个发电厂的各个部分不能放在不同的地方；一段铁路不能从地理上被划分为铁道、高架电力供应、车站和调车场等；一个水力发电大坝不能与为它提供动力的河流分开。
在众多此类产业中，中国企业在技术和成本优势结合方面有着领先的世界地位。中国国内固定投资市场无与伦比的规模也起到了帮助作用。目前中国的年度固定投资额比美国高出40%。在2014年，根据新的国际可比数据，中国的固定投资市场规模是4.6万亿美元，美国是3.2万亿美元。这为中国基础设施企业在许多领域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体验或专长。但是就技术或成本原因而言，贸易并不是许多领先中国企业向国际拓展的一个恰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