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等权威专家在日前举行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就供给侧改革应如何推进发表了观点。
提高供给质量应由市场决定
吴敬琏表示，中央提出的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和方针。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必须做出充分的估计，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吴敬琏说，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
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应对。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大概在2006年、2007年，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就提出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反复使用这个方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
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充分显现。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张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迅速提高。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正是因为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
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比如，过去依靠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进入城市，使得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21世纪的一个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另外，当中国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缩小以后，再用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促进发展的简单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的空间也变得很小。
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就会发现，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
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呢，吴敬琏提出，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
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我们现在要提高供给质量，要提高效率，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为主呢？还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所谓更好的发挥，就是不要像过去那样包办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这件大事上也是要用新办法，不要还用老办法。
对应经济下行不能老是用刺激的老办法，对于如何提高供给侧的质量也是这样，要按照新办法，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办法。市场如何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就要建立制度基础，而这个制度基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要做好这件事，就一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我们当前的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其实要做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原来有错配的，结构变的不好了，结构扭曲了，现在要把它转回来。转回来就是实现再配置，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这就要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另外一件事，说到降成本，可以用下指标的办法要求企业降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要靠市场激励，用市场的优胜劣汰，市场的竞争去使得企业和创业者都能发挥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比下指标硬性的要求降成本要有效得多。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出清“僵尸企业”要发挥好破产法的作用
针对当前经济下行期间“僵尸企业”难以出清的问题，吴晓灵发布了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共同完成撰写的研究报告——《加强破产法实施、依法促进市场出清》。
吴晓灵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从行业来看，我国27个大行业中有21个产能严重过剩，既有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又有风电、光伏等新兴行业。在此背景下，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既占用了社会资源，亦不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中国特殊的“预算软约束”和“刚性兑付”现象是“僵尸企业”得以延续的原因。而我国破产法制度执行不畅，也是企业难以用法律手段实现退出的重要因素。
在破产法实施不畅情况下，中国目前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源与信贷，使得经济难以转型；而以信贷资源维持的刚性兑付，让资本市场和信用市场无法按照基础资产的风险来进行定价。此外，由于企业破产制度实施不畅，以及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使得不少陷入困境的企业家跑路和消失，这也引发了大量资本不正常流动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在耗时较长的破产程序中，企业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重新思考新的创业方向，获得重生。课题组建议应完善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以及配套制度工作，并逐步开展与破产法配套制度的中长期工作，终实现“加强破产法实施，依法促进市场出清”的目标。
吴晓灵表示，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破产法》实施中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各方缺乏适用破产法的意愿。主要表现在社会对破产法的认识存在误区，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国有企业破产动力严重不足；民营企业对破产适用缺乏积极性；银行等金融机启动企业破产程序积极性严重不足，法院也不愿受理破产案件。二是法治体系建设滞后。从立法方面看，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未对经营性事业单位的破产作出规定，对仲裁与破产程序的关系规定缺位，与劳动法相关制度衔接不畅；从司法方面看，破产案件涉及主体多、法院顾虑较多，法院处置破产案件缺乏立性、审理破产案件法官的专业性不足、法官考核体系存在缺陷、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错位、债权清偿执行上也存在诸多困难。三是配套制度仍需完善。政府介入方式尚在探索，程序规范和协调效力难以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职工安置比较困难；破产重整企业融资困难；企业信用维护和修复机制不完善；税收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吴晓灵指出，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了完善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一揽子建议：一是完善破产法律制度的核心建议。要强化对破产法的正面宣传和教育，突出重整的积极作用，改变社会对破产的片面认识；政府也要转变理念，按照法律和市场规律解决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要在高人民法院各巡回法庭以及部分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专业的金融与破产法庭，改革破产管理人遴选制度和激励机制；要鼓励庭外重组，突出破产重整，推动债务重组与资本重组并举。二是近期完善破产配套制度的工作。要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将债务重组与减免的权利交还给金融机构，同时加强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将破产立案作为银行不良贷款核销的依据；提升破产程序透明度，防止利益输送；政府要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建立多部门的沟通交流机制，帮助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积极做好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工作。三是完善破产配套制度的中长期目标。建议研究设立国家破产管理局，作为司法部代管的国家局或内设局；在《企业破产法》中增加预重整制度、个人破产制度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破产制度；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作用；要建立企业信用维护修复机制和加强银行间授信信息共享，完善与破产相关的税收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