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心和主线。权威人士的讲话也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等权威专家在日前举行的2016第五届金融街论坛上就供给侧改革应如何推进发表了观点。
提高供给质量应由市场决定
吴敬琏表示，中央提出的从供给侧去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找出问题所在，提出对策和方针。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上的重大发展和思想转变。对它的意义必须做出充分的估计，对这个问题需要研究清楚，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决定和具体的工作。
吴敬琏说，在21世纪初，中国经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对于这个经济现象，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寻找应对的方针。一个角度是从需求方去观察，另一个角度是从供给方去观察。
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应对。虽然有些经济学家大概在2006年、2007年，甚至更早一点时间，就提出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反复使用这个方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
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充分显现。从2009年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扩张需求的刺激政策。但是效果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副作用集中的表现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的负债迅速提高。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
正是因为刺激政策正面效果越来越差，负面效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
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比如，过去依靠农村的劳动力和资源进入城市，使得经济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到了21世纪的一个个十年，这个因素正在消退。另外，当中国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差距缩小以后，再用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促进发展的简单办法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的空间也变得很小。
所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就会发现，效率提高的要素不能够取代其他要素的下降所造成的经济下行状态，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下行状态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
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太大的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怎么能够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呢，吴敬琏提出，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
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