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到的一个个金融领域难点是货币供给与杠杆率的问题。一方面，今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相当宽松，一季度新增贷款4.6万亿以及社会融资总量6.59万亿均创单季历史新高；截至4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的余额已经达到1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已达到9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货币供给和人民币贷款的增速都高于名义GDP的增速。与此同时，企业杠杆率增速较快，且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在2015年末增长到160%左右的高水平。
另一方面，与高货币信贷增速和杠杆率并存的是,市场仍然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够，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较高，微观主体投资欲望有所下滑，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今年以来从去年10%以上的增速，降为1-4月的5.2%，出现几近腰斩的局面。在笔者看来，当前投资项目减少，利润率下降与在经济去产能大背景有关，不仅是中国，当前不少发达国家也面临宽松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难题，这也进一步说明未来全球协调稳增长的重点在于保持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同时，还需加大财政支持，以及推进结构性改革。
据笔者观察，今年年初中国金融市场也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即一方面货币政策宽松，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一方面债券违约与取消发行的情况频频出现，甚至违约主体从民企传导到国企、央企，投资者避险情绪加大。在笔者看来，流动性充裕之时，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也与营改增引发银行融资成本上涨担忧、1万亿债转股导致市场对于企业逃废债的猜测以及对国有企业去产能或引发僵尸企业倒闭潮有关。因此，上述金融困境也非仅仅通过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便能解决，关键在于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路径更加明晰，形成稳定预期，才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
第二大金融难题是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问题。一方面，金融业发展较快，新型金融产品、金融组织和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各地区和行业还不同程度存在。对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小微企业、三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依然是金融业发展的短板。
在笔者看来，化解上述难题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从金融改革与国企改革、简政放权等多个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做出努力。具体来看，金融改革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仍是解困中小企业的重要方式。值得肯定的是，去年利率市场化已经实现存款上限的放开，完成了形式上的后一跃，但未来完善利率收益率曲线，形成利率传导机制仍然任重道远。同时，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得局面。例如，通过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为中小企业与融资平台提供新的融资途径。
除金融改革外，笔者发现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据以往经验，一些预算软约束的产能过剩国有企业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往往对于利率不敏感，由于存在政府信用背书，银行往往倾向于贷款向上述部门倾斜，即便其中有不少部门或企业运行效率低下，但仍会持续纾困，这就不可避免对中小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改进中小企业融资还需配合国有企业、政府简政放权等供给侧改革的协调推进，才能取得效果，靠货币政策解决结构问题，是货币政策不可承受之重。
第三大难题是现代金融发展的趋势与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信息化的交易体系和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特别是综合经营趋势日趋明显，另一方面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在不断增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加速暴露，民间借贷和互联网叠加的风险不断显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联动和传染状况在上升，这些都表明现行的监管框架存在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近一段时间，金融风险加大凸显金融监管改革的必要性。支持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必要性还与混业经营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可以看到，目前所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这个世纪初逐步形成的，伴随着近年来大资管时代的到来，混业经营趋势不可逆转。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已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当时次贷产品横跨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产品设计，监管落后恰恰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角度而言，改革当前金融监管框架应该提高到战略高度，以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当然，对待如何改革，当下仍然处于激烈讨论当中。在笔者看来，制度创新恰恰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未来无论是增强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作用，抑或是成立更高层次的金融协调监管机构，尽快凝聚共识，适应混业经营的时代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