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的压力先来自需求疲软，但进一步看则是在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性失衡是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而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结构均衡主要是供给方面的问题，扼制下行，从根本上来说需要从供给侧入手。
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要求在体制上必须加深、加快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入手，一个根本性、迫在眉睫的制度条件是，一定要有大的制度创新，要深入推动市场化进程，要明确企业和劳动者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加快法治化的进程。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近日在参加2016金融改革与创新高级论坛暨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第五届颁奖仪式时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新命题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遇到极大局限，根子是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出路。
新常态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命题
刘伟指出，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迫切需要。“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7年迅速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新起点，新阶段。去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达到67.7万亿元，按汇率折算美金14万亿，占全球GDP比重大体是14%。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比重1.8%，上升到14%，从排在世界十名开外，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我国人均GDP水平去年达到7900多美金，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不到200美金，是世界低收入的穷国甚至温饱都没有解决。
刘伟认为，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约束，社会发展条件也发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变化。”
从供给方面来说，国民生产总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和自然资源成本、环境和生态成本、技术创新的成本等都大幅提高。这就要求增长方式必须改变。从需求方面来说，我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从过去的旺盛变为疲软，从过去的短缺经济变为产能过剩。约束我国经济条件的两个基本方面，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出根本性调整。在这种调整过程中，我们既面临着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
如何适应这种新情况？中国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甚至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矛盾和状况，怎么认识它？对于这个过程，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从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从所谓的高速转向中高速，中速。当时，我们提出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大家觉得换挡期时间不应该很长。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情况不是短暂换挡的问题，而是很复杂的长期问题。后来经过进一步的总结和分析，我们提出不仅是换挡期，而是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前一段反金融危机成本的消化期。其中，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起来麻烦比较大。
三期叠加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快，或者事态明朗的话，应该在不长的时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变化，后来这个变化在人们期待过程中不是很明显。我们进一步提出新常态，就不是短期的问题，恐怕是新阶段，新起点上的一种常态了。我们对这种复杂局面的认识，从换挡期到三期叠加，然后再到新常态，是逐渐深入的。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应对呢？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命题。
当前宏观经济失衡
根子在结构性矛盾
刘伟指出，这个命题之所以提出，先从宏观调控层面，从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就需求管理来说，遇到了极大的局限。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可称作“双重风险并存”。
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基本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经济短缺，主要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要求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长期采取紧缩性的政策。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出现，国内出现需求疲软。从2010年底开始，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经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遏制经济下行，应对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从1998年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放弃了坚守20年的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2008年第四季度，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从2010年底，我们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率先退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和过去不同的新现象。我们在历史上先后发生的两种失衡，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发生了。这就使得从需求管理来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们既不敢全面刺激需求，也不敢全面紧缩需求。全面紧缩可能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加剧，但是有可能加剧经济下行的风险。全面扩张则有可能遏制经济下行的动力，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它有一个把潜在通胀激发为现实通胀的威胁。
因此，从需求方面进行管理，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有它的不确定性，甚至有极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先作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话，从供给方面出发解决问题。供给侧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企业。从供给侧入手管理，政策作用对象主要影响的是生产者和劳动者，也就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效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从供给侧入手一个基本的着眼点。
宏观经济之所以有双重风险并存，之所以传统的以需求管理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遇到极大局限，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的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不是总量失衡问题，总量失衡是一个现象，根子是结构性矛盾。
现在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也有经济下行的威胁。通货膨胀有两个动力，一个是需求拉上，一个是成本推动。所谓需求拉上，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去年人民银行公布的广义货币M2是136万亿，GDP是67.7万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拉上的潜在拉力？一个位是外汇账款，这是中国国际收支结构长期严重失衡的结果。这种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的根源则源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的贸易结构与世界经济格局间的矛盾，这种产业结构及所规定的贸易结构的改变，主要也是供给侧的变革。再看成本推动的压力，投入产出结构和变化要素成本结构不匹配，要素成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入产出整个方式和结构和变化的要素成本之间难以协调，这样消化不掉日益提高的成本，就形成了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潜在的通胀压力，无论是需求拉上，还是成本推动来看都是结构性的原因，在这里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的经济下行，关键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就投资需求疲软而言，统计数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平均每年增长20%多，从2013年到现在也就是10%多一点，形成一种趋势性的状态。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投资规模的话，就等于在低水平的基础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是制造新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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