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财经领导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准确把握基本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求，让供给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供给与需求在医疗领域的矛盾加深，医疗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难点问题集中暴露。
在此背景下，新供给破题产业升级系列论坛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脉大国医疗”圆桌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探讨如何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结合当前积极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破题医疗体制改革这一世界性的顽疾和力争开出中国式的“处方”。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管理处处长王海涛、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及三博脑科医院董事长张阳、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薛镭、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田金洲、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及美国霍布金斯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授杨燕绥、清华长庚医院CEO助理杨长青等分别开出了一张张 “处方”。
供给侧改革跟中国医疗的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和中国医疗的关系？
滕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要理解几点：一个，供给和需求都很重要，但是供给处于主导地位。需求也创造供给，但只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几百年、几千年里，每一次人类经济的进步都是供给主导，所以供给和需求当中我们认为供给属于主导地位。只有现实的供给才能创造真正的现实的需求。
第二，关于供给结构。不管一个产业还是一个国家经济，都分为四个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供给扩张阶段、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为什么我们比不过美国经济，就是因为我国太多产业处于后两个阶段，而对方处于前面两个阶段。对方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能够创造N个单位的有效需求，而我们投入钢铁、水泥，一个单位的有效供给只能创造1／N的有效需求。
理解了上述两点，再谈关于供给侧改革跟中国医疗的关系，从经济学原理角度认识，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学的资源配置问题。基本的医疗供给满足需求，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新供给，怎么刺激医疗技术的创新，从各种技术去推动，满足需求。同时，如何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里面，这是个如何提高总量供给的问题。
供给侧医疗改革就是政府要保证公民的公平医疗权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供给侧医疗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王海涛：我们谈医疗服务产业的时候，觉得它是产业。其实医疗基本的东西还是医疗服务内容本身，产业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把医疗的外延扩大了，比如把医疗器械融进来，把保险融进来，但是总的看医疗服务，从根本上还是要以人为主，对人的服务，对人才的拥有。
医疗服务这个行业基本的特点就是保证作为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公平享受医疗服务权，这个公平谁来保证呢？一方面，要政府保证，政府作为纳税人，这是基本要做的。第二方面，社会救助。还有一些就是慈善，共同来支持这个事业。所以，我认为在整个供给侧医疗改革中，对医疗的定义应该有其特殊性，就是不能完全把它定义成产业，而是要保证公民的公平医疗权，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来看，有两方面要重点落实。一个是人才的培养。比如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国提出儿科医学人才紧缺，甚至局部地区断档，同时，公立医院产科的床位也不够，建档很多地方都建不上。究其原因，这些基本的学科的人才是不足的，导致不足的原因可能是20年前在医学学科的设计上和招生上以及我们的人才培养上、对人才的激励方式上的错误。所以现在政府放开二胎政策实施，但许多措施却没有跟上，现在是生孩子订不上床，十年以后呢？能不能看得上病？
第二，对现有的人才要提高其生产效率，医生的职业环境十分重要。对一些有能力的公立医院的医生，可以留出自由的时间让他们在社会平台上发挥专长，有能力自主执业的人可以去自主执业，但要注意的是，要有规范的环境，严格的监管机制，包括执业注册的审核和能力的判断。医生自由执业的制度推进需要一系列的配合，比如人事上的改革，考核机制、职称机制、待遇绩效激励机制，这些改革是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要素，在供给侧研究中也应该有所体现，目前这方面有一些尝试，但是缺乏规范性、宏观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