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的财经媒体被“权威人士”刷爆，“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有德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人都来问我，这个“L型”是个什么东东？供给侧改革和全民创新，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不是权威人士，不敢妄议，仅仅就我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加以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恐怕是二战之后杰出的大国增长范例，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值得自豪的地方。值得自豪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要一下子从穷人变成为富人；不值得自豪的地方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增长还在半途，会不会半途而废，取决于后半程的持续力。
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前半段和后半段还是有一点儿不一样。越是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模仿就越重要。这时候，说直白一点儿，就是我们在努力地复制别人已经有的技术和产业。努力是关键，创新比较少。随着经济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自我创新就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过程。
重要而且略微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逐步演化，以便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因为资本积累是关键的变量，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如何吸引资本来当地发展产业，如何帮助资本获得市场融资(比如政府背书甚至于直接拨款补贴等等)，如何能够尽可能快地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政府前三十年做得大致不错。当然这也是成败论英雄。很多人检讨这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代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债务比例很高。是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问题。但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在一穷二白落后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即便知道这是增长的后果，恐怕也会义无反顾。
但时至今日，抱残守缺和翻历史旧账一样不可取。伴随着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到来，政府更加需要的是减少繁文缛节，精兵简政，减少税收，缩回自己过多的有为之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让民营资本去寻找自己可能擅长的创新领域。而这个过程既有对“全民创新”的鼓励，也有改革现有“供给侧”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改革供给侧，是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坚决关停那些僵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国退民进才是化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压力的必由之路。国家既不能也不可为国有企业再兜底，再注资，以债转股这类貌似创新的金融手段苟延残喘。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应该和国有企业战线收缩，专注于极小范围的特定领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现在的政府实力，还是需要化解的国有企业包袱，和当年朱总理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更小，拥有的资源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