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创新不足”是根本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选项方面，不同流派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政策都千差万别。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给学派的“有效供给不足”，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如果将时间拉得更长，创新的重要性就会更加清晰。研究表明，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建筑在投入更多要素之上的“蛮力”增长，还有一种是基于创新的“精明”增长。工业革命之前，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基本上以前一种为主，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革命，这被称为“治乱循环”。诺斯、德隆等人的研究表明，在1800年以前的人类历史中，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今天97%的财富是过去250年 (1750-2000年) 创造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发达，就在于进入工业革命以后，发现了实现政治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奥秘所在———创新，也即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大致说来，英国在18世纪末、美国在19世纪末、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抓住科技发展重大机遇，促进制度创新，引爆科技创新，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
由是，可以认为，创新不足引致了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催生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激励了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带来了经济繁荣。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不足”是着眼于短期，供给学派“有效供给不足”着眼于中期，那么熊彼特为代表的创新经济学的“有效创新不足”，则是影响经济社会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根本、深刻、长远的原因。
惟科技创新带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所谓“有效创新”，是指能够带来更多的、更高质量就业的创新。在创新视角下，大国崛起的进程可以被解构为：宽松的制度激励了广泛的创新型创业活动，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创新创业英才辈出，形成了一批带来新供给的创新型企业，当这类企业足够多、足够强的时候，产业变革就发生了，财富累积速度超越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国就实现了崛起。
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当时的新科技公司应运而生，它们研发了新产品、创造了新供给、激发了新需求、开拓了新市场。这些名单包括了至今依然存在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 (括号内为成立年份)：P&G (1837年)、Pfizer (1849年)、Kimberly-Clark (1872年)、GE (1878年)、PG&E (1879年)、AT&T (1885年)、可口可乐 (1886年)、DTE (1886年)、GM (1908年)、Boeing (1916年)、Disney (1923年) ……不仅如此，这些新创公司还带来了更富竞争力的就业岗位。1908年，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了一个家汽车装配厂。1910年时，福特支付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美元/天。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能生产汽车，而且还能购买汽车。由是，拉开了底特律统治汽车世界的时代。
要之，必须准确把握“供给创造需求”的本质含义，即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而不是单纯地提高供给水平来满足现有的中高端需求。所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也肩负着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
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
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既要激发有效需求，又要提升有效供给，更要促进有效创新，发展新科技，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培育新产业，终形成新经济、开辟新未来。
一是更加注重开放创新。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相互关联的时代。上海和全国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国 内国外两种资源，必须坚持高度开放，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枢纽。二是更加注重前瞻布局。敢于“领并跑”，在万物互联和泛在智能、资源与能源革命、生命生物科技等领域，予以强力投入。美国之所以能保持领先优势，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强度投入，美国拥有75%的诺贝 尔奖获得者；美国“页岩气革命”，是美国政府和企业对页岩气技术几十年如一日进行投入的自然结果。三是更加注重制度供给。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有5个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创立与经营：开办企业的成本、雇佣和解雇人员的成本、履行合同的成本、获得信用的成本以及关闭企业的成本。我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5个方面的障碍，下步要加快商事主体管理改革，为创业和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便利，形成创新型创业者和企业家持续涌现的机制，培育更多的具有世界500强规模的创新型民营跨国公司，形成大企业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