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贾康看来，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的选择新概念，而是实现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
“不是否定需求侧的作用，也不是搞‘新计划经济’”
“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与作用，也不是简单套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
“供给侧改革也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之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体系并实现追赶、赶超的发展。”
采访中，贾康用“两个不是”对供给侧的内涵进行了廓清。针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关系，贾康说：“这是经济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它以抽紧或者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者抑制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但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却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
当前，国内经济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贾康说。
“要从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认识供给侧改革”
当前，有两个现象值得思考：一是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每一代产品创新，都可以在中国很快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二是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家庭升级换代产品。毫无疑问，依靠新供给引领新需求，已成为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视角看，需求是人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贾康指出，其间，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在贾康看来，中国已步入“新常态”，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这就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的现代化转轨升级的客观需要出发，深刻地认识供给侧结构改革，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地解放生产力的一种长期行为。
“以科技提供一个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大红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抓手”在哪里？在贾康看来，从供给侧的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和管理这五大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们对于发展的支撑力和贡献度，但其后却要转向衰竭。
2011年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然而，近年来，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环境资源约束日益明显，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五大要素的前三项都出现了它的支撑力明显滑坡的问题。”贾康表示，“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一个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大红利。”
在贾康看来，这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核心问题，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对冲下行因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为此，他建议：合理地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加快形成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