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文章认为，现阶段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落实在以下方面：
一是推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目标兼容共生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必要途径。紧紧依靠落实和推进中央部署的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放松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市场进入管制、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等重大改革措施，来降低实体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全面优化政府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短期来看，应该积极采取的措施是：先，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其次，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力争近期普遍降低各类实体企业增值税税率;再次，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加大对新兴战略产业、出口竞争优势下降过快的特定类型制造业企业以及消费领域的减税力度。特别是要针对“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落实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后，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实体经济高税费负担以及高交易成本的发展困局，减少政府非公共性的权力，减少政府层级，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权力清单和机构设置，可能是为彻底的改革举措。
三是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举措是降低相对成本。先，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治标之策，是对当前的社保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具体的措施是，拓宽社保资金的筹集渠道，增强收支平衡能力，通过完善费率和待遇调整机制，理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基金结构。指导有条件的地方适时适当降低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率。在确保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失业保险费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积极研究和实施合理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进一步细化工伤保险行业费率，强化费率的浮动机制。其次。降低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的治本之策，是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和精益制造体系的构建，促进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型过程，刺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大幅促进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在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同时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更大幅度提升，来切实降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重塑中国新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通过对《劳动合同法》的适当调整，控制劳动力成本的过快提高。
四是全面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先，改革现有银行业盈利模式，改变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使得金融资本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对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以及影子银行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银行机构不必要的各种名义的资金“通道”或“过桥”环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其次，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部门的高负债难题，就有必要全面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快银行体系的混业经营，通过针对银行体系发展直接融资方式的创新举措，从根本上来解决银行体系的贷款资金短期化倾向和实体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构建真正适宜于实体经济发展内在需求以及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金融体系。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定背景下，通过鼓励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积极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实施。
五是切实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真正降低制造业企业能源成本负担。先，真正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留存电量价格、直购电和富余电量消纳、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其次，真正打破能源生产体系中的国有垄断体制，优先将混业经营改革全面引进到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国有企业，通过经营成本和垄断成本的降低，来进一步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逐步降低。
六是推进产业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物流成本。先，通过进一步打造社会化、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体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同时，扭转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提升物流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加强和规范收费公路管理，破除地方利益对物流企业的干扰效应。其次，通过全面改革GDP唯上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提升产业集聚效应降低物流成本。同时，改变物流市场自身的分割现象，提升物流产业自身的效率，切实降低物流产业自身的服务成本。
七是弱化土地财政依赖体制是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核心。先，针对中国特定出口优势急剧下滑的制造业产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以及新兴战略产业，各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工业用地价格实施更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其次，通过收缩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口和合理界定政府权力范围边界，从根本上来逐步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机制，消除地方政府主动推动土地价格上涨的内生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