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仍然处于下降的惯性之中，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搞好结构调整乃是合理的选择。中国经济，在危机之初采取“4万亿元”强刺激政策之后，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同时借鉴了美国供给侧经济政策的做法，迅速转变了宏观经济调整政策的方向，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路径，做到了经济总量目标与结构调整目标有机结合、短期目标和中长目标的有机结合，走上了一条适应“新常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条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新路是正确的，要有韧性继续坚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含义主要有三。一是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从主要靠需求侧因素，转向为主要靠供给侧因素。经济发展无非是需求与供给，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经历着以下三个演变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为基本需求短缺时代，供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代，需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出现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发展工业化后期阶段为多样化个性需求时代，有效供给又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出现了新的供给学派（里根时代）。这就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基本来源。
二是表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由注重总量目标，转变为主要注重结构目标。结构问题可以归结为提质增效问题（还包括减少外部性问题）。宏观上，结构调整思路包括所谓“加减乘除”4种基本做法：其中，“减法”是指用壮士断腕的毅力，下决心砍掉技术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过剩产能（包括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以及完善破产制度），如钢铁、水泥、纺织、小化工等；“加法”是指大力发展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和业态，努力培育接替性新的产业增长点；“乘法”是指依靠先进技术，如IT、互联网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确保产业技术不断得到有效的进步和提高，以全面提升各产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除法”是指按照“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加大清洁生产和“三废”排放治理投入力度，实现绿色、循环、低碳生产。在操作层面上，则包括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5大任务：其中去产能、去库存，指淘汰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方法是减产和破产，同时需要制度创新；去杠杆指防止金融风险，经济借贷率太高，在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时，需适当降低借贷水平，平衡点在于企业利润率高于贷款利息率，以及还款总量大于利息总量，否则就会出现违约行为，终导致坏账以致金融危机；降成本指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和减少审批，为有效供给提供适宜的发展环境；补短板指培育新的有效供给，新的增长点，创新新的需求。
三是表明体制机制改革已经由产品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深化转变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上来了。经济发展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如农业）；转变发展方式主要靠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改革与扩大内需和技术进步共同构成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总体看，目前我国体制改革尚处于中间阶段，即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而更为重要和深层次的生产要素的体制机制改革还有待深化。未来生产要素改革的几个重点应该包括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国企等）、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整体制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