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工作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和供给者，是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匹配的重要渠道和关键环节。
习近平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次提到“供给侧改革”，他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5年11月18日
习近平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指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2016年1月 4日至6日
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2016年1月18日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6年3月8日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资料
推进服务业供给侧改革
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商务工作涵盖了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在需求侧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供给角度看，有些突出问题需引起重视。
一是产业升级滞后于消费升级。随着人民群众的收入上升，消费随之升级，但旧有的供给体系还没有快速适应这种变化，还在按照以往的模式生产销售，造成商品消费市场低端供给供大于求，中高端商品和新兴服务供给不足。国人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去抢奶粉，去日本抢马桶盖，到欧美去抢服装、箱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同品类商品销售乏力，说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需要在低端去产能、去库存，在中高端降成本、补短板。
二是制度供给与转型发展不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有更好的市场化环境，促进新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当前，产业转型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创新服务业监管的问题日趋凸显，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制化营商环境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事中事后监管缺乏标准和刚性约束。目前的监管还不能适应简政放权的要求。部分服务行业行政垄断和市场准入问题突出，对外资、民营经济、社会资本的准入限制仍然存在，开放对改革的倒逼作用发挥还不够。
三是人才供给与发展需求不合拍。我市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短缺严重，尤其是缺乏熟悉现代服务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行业领军型人才、专业型人才，在金融创新、现代物流、服务外包、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各产业链条高端的研发和管理人才不足，客观上造成运用新技术、创造新模式、发展新业态等不够，制约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和高端发展。
四是创新驱动与发展动能转换结合不紧密。从2008年至2013年，我市全要素贡献率平均为18.9，表明我市服务业发展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发展阶段，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投资驱动。服务业结构矛盾突出，突出表现在传统服务业比重偏大，新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比重偏低。本土龙头企业缺乏，尤其缺乏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和总部企业。
五是有效供给与市场需求对接不协调。从我市服务业领域来看，在建和已建商业项目同质化程度较高。
推进服务业
供给侧改革的六条建议
当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统筹稳增长与调结构，寓稳增长于结构性改革之中，明确重点方向，扎实推进。
一个，以制度供给为核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围绕争创国家内陆自贸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经验，推行负面清单的准入管理模式，为各类服务业市场主体创建公开、平等、规范的准入制度。同时，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释放微观主体活力，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力量突破供给瓶颈。启动成都市电子商务创新促进立法调研和文本起草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电子商务创新创业主体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第二，以降低成本为关键，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一是着力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围绕建设国际性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国际性区域电子商务中心城市，支持多元主体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大学科技园、大学生创业园等现有资源，建设电子商务众创空间，重点支持工业园区、服务业集聚区及主力商圈等，利用闲置楼宇资源改建众创空间，降低众创空间综合成本。支持电子商务孵化机构、行业组织等协同搭建电子商务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专家+保姆”服务生态和众帮众扶模式，降低企业创新创业成本。二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协同推动城市集中共同配送，引导品牌连锁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构建超市进镇、连锁下乡、配送到村的农村消费市场体系。对企业开展服务外包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公共培训服务平台、信息安全平台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平台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和市场品牌推广支持。用好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突出对“走出去”前期费用、境外市场拓展费用等的支持，努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强大的金融支持。
第三，以消费供给为导向，提升供给质量效率。创新服务供给，研究制定引导高端消费回流的措施。加快落实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行动计划，完善产品消费结构、扩大文旅规模空间、提升服务消费品质，通过实施商贸产业提质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商品消费、旅游消费、文化消费等多元化一体的综合消费环境，实现供需匹配。鼓励企业“精致生产”，大限度发挥“工匠精神”，通过“品质革命”来引导需求的回流。鼓励商超卖场等销售终端通过扩大自营比例，或者深度联营参与供应链管理，终将有效需求快速反馈到生产端指导生产，实现供需平衡，带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四，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切实转换发展动能。在外经领域，一方面，加快过剩产能、传统产业的国际转移。充分利用各类国际经济合作平台，鼓励企业“走出去”，引导我市过剩产能、传统产业向外转移。加紧制定《“走出去”五年行动计划》，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我市相关产业加快“走出去”布局；另一方面，补齐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短板。编制《“一带一路”国别投资指南》，为企业走出国门发展提供信息指引；进一步活跃对外经贸交流，组织开展各类经贸交流活动，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境外市场拓展活动，为企业“走出去”发展搭建平台和通道；大力发展“走出去”商协会，推动成立“走出去”企业联盟，依靠商协会的力量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在外贸领域，转变我市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结构从“大进大出”向 “优进优出”转变；创新外贸发展模式，特别要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重点领域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在服务贸易领域，大力发展新兴服务贸易，打造一批主体功能突出的服务贸易发展示范区，在重点行业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服务贸易龙头企业和知名服务品牌，加快培育形成供给新动力。
第五，以优化商业地产供给结构为重点，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强化城市规划和供地节奏引导，均衡推进城市各类用地的建设与开发，合理控制商业用地规模总量，不断增强商业地产项目在空间布局、建设时序上的合理性、适度性和差异性，鼓励引导有投资实力、有产业资源的投资运营商，限制低水平投机性开发。鼓励符合条件的商业、办公用房等改造为电商用房、都市型工业地产、创客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高级公寓等。加快完善商业地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实现与项目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积极推动商业服务设施和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节点规划建设同步衔接，以公共交通为导向，推动城市商业多点多极布局和组团化发展。围绕我市服务业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发展产业，制定完善服务业产业招商目录，确保体现现代服务业高端取向、符合产业发展导向、有利于集聚现代服务与产业人才、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产业化项目、服务业高端载体进入我市服务业集聚区、产业功能区。
第六，以人才供给为保障，助推发展转型升级。坚持围绕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和八大高端服务业，将引资、引技、引智和“人才强基”工程相结合，抓紧研究制定服务业领域引进海内外高端、高科技人才的配套措施。加快实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大力引进服务业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吸引海内外服务业高端人才集聚成都。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 ，每年选派一定数量的本土人员到服务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培训，形成多元开放、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加快筹备组建成都服务业研究院，积极对接全国知名大学和一流学科，构建校地人才培养共建合作机制。抢抓成都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机遇，全力增强成都服务业跨界融合集成创新能力，打造创新人才、创新产品的生产基地和扩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