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上来看，当前中国面临的增长下滑、国企效益下降和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英美的处境有些类似，但背后的内在机理却完全不一样。英美当年面临的是滞胀，缘起于超越发展阶段过度建设福利社会、石油供给冲击、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等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多重因素。由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英美推行了以减税、放松管制、国企改革和削减福利开支等为核心的供给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刺激供给，同时实现稳增长和控通胀两个目标，帮助经济走出滞胀困境。
当前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滞胀，而是呈现出“债务—通缩”迹象，一方面债务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通缩压力持续加剧。若照搬当年英美国家治理滞胀的供给改革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显然药不对症。在当前产出缺口和GDP平减指数均为负的背景下，笼统地通过增加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和提高效率，虽然会推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弥补产出缺口，但会加剧通缩压力、提高陷入“债务—通缩”陷阱的可能性，还会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高企等问题。
第二，应该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以满足受抑制的潜在需求，从供需两侧平衡快速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高投资发展模式。管制下的大部分生产要素被分配给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形成了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这一模式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强力释放时期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后这些红利减弱时，就自然出现了工业和出口部门产能过剩，而教育、医疗等民生板块产品与服务供给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结构性难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民生板块的投入，减少对僵尸企业的无效输血，既能让供给增长更为有效，又能消除产能过剩，从而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人均GDP已达7800美元，民众对高品质教育、医疗、食品等的潜在需求非常旺盛，从供给侧完全可以激发这一受抑制的需求。虽然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引发的去产能短期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但长期可以促进供需平衡发展，从而替代以往的出口—投资驱动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不能否定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
以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的供给侧改革属于中长期政策，而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的短期总需求管理属于短期政策。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将两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短期内会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宽松加以缓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两者的配合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更是次强调宏观调控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短期政策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为主，主要用于逆周期调节经济波动。中期政策要以拉动消费与降低企业税负为核心，从需求和供给两端促进经济平衡增长。长期政策则要依靠“供给侧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主要用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第四，不能以供给侧改革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走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的老路
宏观调控是在保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对总需求进行逆周期调节，而微观干预则是在市场失灵前提下对市场机制的替代。以往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的现象经常发生，比较常见的一种干预形式是政府用产业政策主导投资，追求经济增长。这不仅导致宏观调控难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加剧了经济波动。
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仍能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但很难进行逆周期操作，因为很多大型项目的周期比普通经济周期还要长，这导致调控的外在时滞太长。产业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难以判断和政治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扭曲市场的自然发展规律及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政策还容易带来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很少将之作为常规宏观调控手段。
未来应着眼于市场化改革，真正落实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二是推进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