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德隆：我觉得现在大家把创新这个术语几乎等同于了技术创新，多就是科技创新，反而把创新看小了，这恐怕是一个误区。创新这个术语远远要大过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甚至大过经济层面的创新，它是整个社会学的术语，是一个社会层面的事情。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社会创新的影响力比科技创新还大。比如说民族、国家，中国、美国，什么国，什么国，这样的创新是中世纪之后才有的，才几百年的时间，主权国家这样的一种社会创新，比任何一个科技创新对人类的影响更大。还有银行、保险、邮政、风险投资，这些社会创新没有的话，科技创新都不可能发展起来。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定位和创新的关系是非常深的，先，定位本身就是一次大的社会创新，泰勒先生有一个创新叫做作业管理。泰勒的作业管理创新才是人类社会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型为一个工业国家的知识基础。像现在的iPhone，农民工就能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鲁班在世，或者苏格拉底在世，他们是很聪明的人，放到现在他们也造不出一个iPhone，但现在农民工就可以超过苏格拉底，超过鲁班，原因就是用了泰勒的生产方式，把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变成简单的程序，分解，这种生产方式的革命把人类真正带到了一个发达的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就变成农民工是比苏格拉底、比鲁班还厉害的人物，我们国家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笼统地讲，基本上是采用了泰勒制，把农民变成了工人，这种生产力爆炸性的释放是中国奇迹的一个基础。
我们知道，工厂管理好了以后，要延伸到顾客，要有渠道，有研发，还要有营销，你会发现一个组织远远超过一个工厂的复杂，要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甚至还要跨国，这种组织的管理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德鲁克先生启动了第二次社会创新，叫组织管理，他是在泰勒的作业管理之上创造了组织管理，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功能都是由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组织完成的，这种社会创新也是相当了不起的。
定位是第三次的社会创新，是从组织管理跳到战略管理，“战略”这个词是源自于军事上的，就是你怎么样和竞争对手对比还有竞争力，定位本身就是继作业管理、组织管理之后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创新，叫战略管理。如果每一个企业能够推出一个新的定位，比如加多宝、东阿阿胶、瓜子网，本身就是一个大创新。科技创新、技术创新仍然很重要，这时候定位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就是定位会为技术创新提供一个方向。举一个例子，宝马也是一个向供给侧改革成功的典型，70年代的时候，宝马就是一个过剩产能，当时准备要破产的，原因是宝马是跟着奔驰走的，奔驰做什么它也做什么，是同质化竞争机制制造的过剩产能，它在顾客那里没有定价权，大家为什么买一个二流奔驰呢。所以，宝马进入到60年代末期的时候，基本上难以为继，准备宣布破产，也希望奔驰收购，但奔驰没有收购，因为没有必要收购这样一个二流的奔驰。
所以，宝马就开始了一次由无效供给向有效供给的转型，这次转型就针对了奔驰车比较大不利于驾驶，不灵活，奔驰的定位是尊贵，尊贵就要特别宽大，乘坐很舒适。宝马反其道而行，采取了一种驾驶的定位，这种驾驶的定位就为他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方向，所以宝马的任何研发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把宝马打造成一部超级驾驶机器，不只是研发的创新，包括营销，也有巨大的创新，比如风靡全球的007坐的车是宝马，这个创新是围绕着要做一部超级驾驶机器的定位方向进行的，包括宝马整个的厂房，从空中往下看就是一台巨大的发动机。包括有一个俗语，叫坐奔驰开宝马。这都是围绕着驾驶这个定位不断推动的创新，所以，定位为创新提供了方向。而这些创新，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营销创新，又是推动定位建立的一个动力，使得整个定位在竞争之中越来越强大。宝马刚刚过了百年，全球展开了非常隆重的纪年活动，我建议各位网友认真研究一下这个企业的百年历史，它其中的分水岭就是70年代启动了从无效供给转向有效供给。而有效供给的标志是什么，针对奔驰确定了自己优势的定位，奔驰是尊贵，我就是驾驶，在驾驶中，它是老大，即使特斯拉来了，也不能撼动它作为驾驶机器的定位。如果有新的动力，仍然可以采取一种用电动的动力，驱动它是一部超级驾驶的机器。这些科技创新照样可以为定位所用，这使它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品牌。那么，中国的企业，就是要走这种模式，这就是创新和定位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