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分界线两侧，也许可以看做是两种教育的缩影，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乐观地看，学校教育正在为家庭教育纠偏，甚至人们希望能够产生孩子对家长的反向教育。我个人对这一效果持保留态度，先是我们太过低估家庭教育对性格养成上的力量，同时，尽管学校在教育中的地位在现代大为增长，但随着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应试教育，留给道德教育的时间恐怕会越来越少。
人格的养成，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面的配合，而这中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家庭。它构成了一个人生长的初和基本单位。就像作家辉格所言：“无论如何，成长过程也都是个被某种文化驯化的过程，父母的作用，一是构成了这个驯化环境的一部分，二是可以部分地为孩子选择这个环境，或许后者更重要。”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严父”，这一元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自律的土壤，而在这一土壤中，修身齐家的纲常伦理得以传递。当然到了近现代，整个伦理体系遭到了扬弃，严父的形象也在这种文化的变迁中越来越模糊，失去了其客观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纲常伦理不能再作为一个普遍压力而落实于每个家庭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家长形象———集体，集体化解构了家庭单位，人的原子化使得家庭教育能力弱化，集体教育成为了新的约束力。然而当人们在集体中失去个体权利的时候，同时失去的还有个体责任。没有了主人翁意识，结果就会是公用地悲剧，反正都不是我的，我又何必在意呢？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实际上集体的约束力也大为削弱，反而集体教育所带来的问题，留了下来，并渗透到教育之中，那就是对权利的干涉和对责任的放任。在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放任和干涉始终交织出现。比如说在学习上，中国学生承受着为严苛的管控环境，而在学习之外，则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溺爱。而这种教育方式，“使中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我想这是中国教育基因里的问题。
近些年来， 很多家长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者也可能是出于孩子的不好管教，于是试图从传统中寻找办法。这可以被看作是如今国学热和《弟子规》等蒙学读物热销的原因。但我想这恐怕是找错了药方，因为一来，这些传统启蒙教育的很多内容其实和现代文明观念背道而驰，因此实践起来往往缺少说服力。 二来，这种他人的言传很难对抗家庭本身的身教。曾经有美国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对孩子影响大的，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让我想起这两天网络上讨论得很热烈的“偷鸡腿妈妈”事件，那位母亲给女儿的儿童节礼物除了鸡腿，还有一本《三字经》，可以想一下，对女儿影响更大的，是这本书还是母亲的行为？
然而困境就在于，成年人自身的道德水平和整体的功利教育环境，决定了人们教育观念。如果大多数人的教育观念是功利的，那么单个家庭如果不选择这一路径，就有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这反过来就起到了强化作用，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也是我们羡慕西方那种宽松式教育而不能借鉴的原因，因为当你放弃了驯化过程，教育环境里其余的部分，学校和社会就会占据主导，终结果是一样的，而你的孩子还落后了。这显然不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敢冒的风险。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又怎么能不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呢？
如果说中国式教育的问题所在，我想不在技术层面，而在观念层面。中式教育的问题在于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压抑和消磨。这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里，更追溯到童稚时期的家庭教育上。可以说，在人格发展上，我们真的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