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察了实现工业4.0综合升级长期目标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我们会强调公司层面活动的重要性，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质量，在个体层面消除实施工业4.0所面临的潜在阻碍。必须确保数据安全和数据保护方面健全有效的法律框架，而这离不开政府间和机构间密切的国际合作。
推动公司层面的行动
数字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价值链上实现快速有效的数据传输。这需要不同公司之间的协作。然而，公司层面的工业4.0的执行和创新严重受互补产品或公共投入可用性和可获得性的影响。比如一家公司在工业升级过程中，可能因为缺少先进电网和宽带联接而受到限制。另外，谁来承担这些互补产品投入的问题，也与转型过程密切相关。
市场经济也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例如，工业4.0的一个关键挑战，即在于实时采集信息的有效利用。但是，没有公司会承担覆盖全国的高速宽带的成本。公司考虑到员工在不同公司之间流动的可能性，从而在大规模投资与员工质量方面也非常勉强。同时，如果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或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公司也会缺少激励去建立在其生产过程中实施工业4.0策略所需要的其他必备条件。
然而，工业4.0的推出并没有标准蓝图。在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和时间展望等方面的具体行动，取决于现有条件。一个混合的政策模式是适合的。自下而上推动创新，自上而下解决公共成本问题，从而推动公司层面的工业升级。
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似乎非常理解加强合作是实现工业4.0所需要的创新驱动技术增长的关键。在国内，2013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协调政府在物联网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同时，企业家希望他们的声音被政府听到，并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公共政策有利于培育其竞争优势。这和欧美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
改善基础设施
建立和使用新可用科技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工业综合升级进而终实现“工业4.0”的关键因素。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改善基础设施方面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连接互联网的人数在过去数年都有可观增长，但是互联网的采用大多数是消费者驱动的。平均而言，中国在互联网带宽方面依然落后，在2014、2015的国际排名中，中国仅排在第120位。
然而，基于政策目标，中国政府决心改变现状。国家宽带计划正在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该计划的目标是在2015年末，在城市地区提供速度达20兆/秒的宽带覆盖，农村地区达到4兆/秒的宽带覆盖。很遗憾，该目标还未完全实现。到2020年，中国政府计划仅仅在机器与机器间的系统建设方面就支出6030亿美元。
当然，通讯投资在各区域的优先级别依然有待检验。自“十二五”规划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集中在某些省份。例如，清洁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聚集在北京、上海和安徽，新材料产业聚集在陕西、湖南和辽宁。虽然“中国制造2025”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措施，但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很有可能的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会进一步加剧地区工业集聚不均。
劳动力素质
在2014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行中，智力驱动型创新被认为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这意味着，需要提升跨学科思维的能力，持续培养技术和分析创新能力，以及提倡终生学习。这些可以通过提升正式教育的数量、质量，以及增加基础和高级职业教育的可得性来实现。
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所获一个个学士学位属科学技术领域的毕业生数量以13.6%的速度增长。2010年，中国授受超过31.8万个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81.3万个工程学学士学位。
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劳动力总量，这些进步只是低水平的。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方面分别排在72位和85位。而且，在15岁及以上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整体人口比例方面，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没有任何进步，而目前该比率依然处在2.7%的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依然较低。因此，中国要想避免高技能劳动力的短缺、提升大规模使用和投资新技术的能力，就必须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范围的教育水平。
实施工业4.0战略面临的反对声音
从个人角度看，数字化革命可能与一系列广泛的反对声音或者恐惧相联系——工人担心丢失工作或者现有责任结构会有所调整。这种反对是工业转型的障碍。因此，公开的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是管理层和政府不能忽视的一项任务。
中国的生产流水线已经与十年前迥然不同。这些年来，通过用科技来替换工厂劳动力的成本急剧下降，导致愈来愈多的工人失业。而失业工人是社会中为脆弱的群体，却要承担工业化进程中昂贵的成本。自动化程序替换了需要人力的简单重复工作，同时也增加了对分析型和高技术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然而，整体上自动化会促进更大的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