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假冒奶粉，一面却是“不存在安全风险”，这一说法的冲突与矛盾意味显而易见。结合案情来看，这批被查的假冒奶粉，系犯罪嫌疑人用低档、廉价奶粉充当品牌奶粉进行销售，通俗说法其实就是以次充好。就此而言，发言人称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实际可能是指达到了相关标准中的“低限度”，是监管标准意义上的“安全”，或许并非完全是妄言。但事实在于，当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购买这类以次充好的奶粉，因为存在配方和营养元素上的偏差，很难说不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这种说法，至少是不严谨的，也很容易带来误导。
当然，于当前奶粉安全的现实语境下，加之食安监管部门的公信力，对这批假冒奶粉“不存在安全风险”的定性，究竟会起到怎样的纾解恐慌的效果，本就足够让人生疑。更要看到，事发后相关方面仅仅是为奶粉的“符合国标”进行安全背书，而对于这批仿制假冒产品到底牵涉到哪些奶粉品牌披露有限，也并未公开相关的检测报告;另外即如相关专家所指出的，这些产品就算无安全风险，但毕竟是违法商品，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相关产品应当进行召回，那么这些假冒奶粉目前是属于继续销售状态还是已经召回，作为消费者有权益知道假冒奶粉的具体信息。
“假冒产品符合安全标准”的回应，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食安监管文化的偏差。先，假冒产品先是非法产品，作为监管部门在应对上，为理性与负责的态度，应是将之视为是“不安全”的“坏”情形来加以查处和应对，若以符合安全标准来进行单方面的行政背书，不仅难以让消费者得到“安慰”，反倒更容易令人联想到监管态度的松懈，而这恰恰是难以让人淡定的;其次，有必要认识到，在现实中，监管标准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人们的安全感又是另一回事。若以标准上的“合格”来代替人们对于某款产品的具体感受，忽视现实中的安全恐慌或漏洞，并不可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安全感。
靠人的体验和感受来对一个产品的安全性能作出评判，或许并不准确，但人对某一产品的体验与安全感却又是实在的。譬如，一项产品在检测抽查中确实符合安全监管标准，但只要有任何一位消费者体验到了标准之外的产品，对其个人而言，则是承担了百分之百的伤害，其对于该产品的安全感也就接近于零。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安全标准对其而言也是失效和无意义的。而一个现代而高效的监管体系，既需要严格的监管标准，更要有对于标准之外的安全现实和“例外”予以足够的关注。若只遵循标准”意义上的合格，而无视具体的安全风险与个人安全感，将难以避免生产纰漏，也无法有效树立监管公信。
在食品安全风险出现时，相关部门的确有责任及时给予公众一个负责任的权威答案，来纾解公众的安全忧虑。但若仅仅只有“告知的安全”，而缺乏具体的信息披露，那么，这样的“权威”回应注定是低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不管怎样，食安监管不能止于告知公众“安全”，也不能仅仅以“标准”检测来代替具体的安全现实，它需要建基于充分的信息公开之上的“说服”，更需要有“温度”的回应人们具体的安全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