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标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石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由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组成，标准为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提供依据，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通过计量手段判断是否符合标准。2016年，原质检总局启动了“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研发计划，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基于铁路、航空、航天、海洋、核电五大领域的海外工程承包、装备出口、技术合作等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开展了中国标准走出去研究实践。本文通过明确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内涵，对政府、行业标准化机构、企业、目标国以及第三国等责任主体分析关键影响因素，为中国标准成为绿色生产力领跑者贡献动力。

中国标准走出去中的“标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可以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事实标准，也可以是标准成体系输出，或者我国标准化工作理念、方式方法、人才的输出。标准走出去看似是技术问题，实则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内涵实质是指我国标准及其所含内容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境外的存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让我国标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各参与国乃至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应用中。标准走出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标准载体走出去，我国标准制定要有外文版，方便在国外的宣传和应用；二是标准内容走出去，提高我国标准在国外的适用性，加强与国际国外标准化体系的一致性，推动我国标准充分反映国际先进技术的最新发展，最广泛适应产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的需求，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代表性，提升标准水平；三是标准化对象走出去，推动我国标准不仅要服务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还要定位于更多地服务更多国家的发展和全球经济贸易活动的需要。走出去的标准一定是紧贴“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且我国在该领域具备明显的贸易、技术或市场优势。标准走出去应与我国对外政治、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活动等紧密衔接，标准走出去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我国企业、产业走出去。标准走出去的途径，根据目的地不同，包括走向国际和走向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标准走出去的方式，包括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开展标准互认、直接转化应用、共同制定新的标准等，可以依托的渠道也有很多，如商品出口、对外投资工程、援外项目、境内国际招标项目、对外合作交流等。

从政府的角度，一是从国家、行业和地区层面鼓励我国投资项目和工程承包企业在合同谈判中优先推荐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中方参与运营采用我国标准的项目，给予利率、税收方面的优惠。二是我国与欧盟、东盟、东亚、中亚、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海湾地区等沿线重点地区，以及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建立了多双边标准化合作机制，为标准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环境。三是开展中国标准走出去示范基地建设，高水平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外文版研制等任务均需要持续、稳定的财政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四是通过改革缩小我国与其他国家标准体制和标准体系的差异。

从行业标准化机构的角度，一是需要建设专业的标准信息服务平台。二是提高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标准适用性研究能力。三是需要相关行业、产品领域的标准外文版提供能力。我国现有的3.6万多项国家标准中，被翻译成英文并公开出版发行的国家标准英文版只有约不到1.5%，行业标准或其他标准的英文版更是少之又少。英文版如此，翻译成德语、法语、俄语等其他语种的标准就更是无从谈起，严重制约了相关标准在境外宣传推广与应用。

从企业的角度，企业的标准海外示范应用能力和经验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的国际标准化人才体系也必不可少。

从目标国的角度，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进程中，尽量选择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二是须对外加强人文交流，向世界传递“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的中国价值，从思想和观念上增加他国对中国的价值认同。三是了解和掌握目标国的安全、环保以及用工、签证等法律法规和监管标准。四是在一些基础薄弱、技术要求不明确的国家，应全力推荐使用中国成套技术与装备，同时，在目标国原则上同意采用中国标准的前提下，也要提升中国技术标准的灵活性，根据当地条件，对技术标准进行调整和创新，增加其对中国标准的认可度。

从第三国的角度，要重视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主要手段，特别是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凭借其自身的技术、经济优势，制定了严格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